偶在博客来网站上马逢华《忽值山河改》「内容连载」中读到 71 年前「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看话语相向，如听播客（袁可嘉显是主播）般有趣，但不知何故戛然而止。沈冯争论「红绿灯」与二者后来情况一对比，令人生叹。
随手整理转载于此，以飨同好。原文参杂少许录入乱码，「【】」内字词是我推测加上，必定有误，好在都是小处。如有朋友有《忽》书或能查到当年《大公报》资料，可联系我更正。
时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晚八时
地点：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
出席者：朱光潜 沈从文 冯至 废名 钱学熙 陈占元 常风 沈自敏 汪曾祺 金堤 江泽垓 叶汝琏 马逢华 萧离 高庆琪 袁可嘉
袁（可嘉）：今晚我们举行座谈会，一方面在向文学界的前辈们介绍「方向社」这个文艺团体，一方面想就「今日文学的方向」这一问题，作个集思广益的讨论，尤其希望在座的前辈们给我们启示和指导。这个论题牵涉甚广，我们虽然没有拟定很细密的讨论的纲领，但我们希望能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今日文学的方向何在？这是说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着眼。
（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又如何？这是说从文学创作者个人的关系着眼。
（三）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又将得到什么结论，这是说从文学是一种文字的艺术着眼。
这三者的区分自然是完全为了讨论的方便，它们间的基本关系是互相包含的，而非互相排斥的。我们特别愿意声明：这儿所谓的「方向」，不仅指应该不应该的取决，而且是指这样虽好而那样更好的选择。同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只在替我们自己找方向，决无意指导别人。现在就请诸位先生发表高见。
钱（学熙）：一提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学观，我们就想起马克思与弗洛德，最近 Slochower 在《No Voice Is Wholly Lost……》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与弗洛德的道路是今日文学的出路，也是今日人类的出路。
我个人以为不然。马克思和弗洛德都是从研究病态出发的，原为医病，但逐渐他们把病态看做常态，以为每个社会、每个个人都有这种毛病，非吃这药不可。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并非时刻在性的激动之中。对于病人，他们这二帖药都极有用，但对于根本无病或病根不深的人与社会，是否也要他们吞服这样强烈的药？我觉得很可怀疑！
就生命的活动来说，我觉得只有二个大的方向：一是向上，即所谓的「要好」；一是向下，堕落放纵，或坐立不安。所谓「要好」，就是想在自己所选定的范围里，把前人不曾分得清的把它分清楚，前人不曾合得紧的把它合得更紧密，也就是分析与综合二种能力的培养。有人说，所谓「美」，就是从不同中求得和谐（unity in diversity）。一个向上的人随时在更多的不同中求更大的和谐。
生命既只是意识活动，这样的努力使意识增加，生命也就更丰富，也就是美的增加。当每个个人都做到这个理想，宇宙即有大和谐。易经上的的许多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些的。
金（堤）：弗洛德的目的在治病，似乎没有说每个人都是病态的。他的态度是否对病人治病，对无病者防疫呢？
钱（学熙）：他简直认为这防疫针非人人都注射不可。我认为健康的人是连防疫针也不必打的。
冯（至）：他们（指马克思与弗洛德）是以为他们的路是正当的路呢，还是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二种路子呢？如果指后者，知道一点自然是应该的。
钱（学熙）：他们认为他们的是唯一的、正当的道路。
金（堤）：实际上，这就是文与载道的问题了，马、弗都代表一种「道」。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确切一点：即文学是否必须必须载道呢？目前有人认为文学非载政治底「道」不可，不知诸位先生的意见如何？
冯（至）：文学使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载道的文章。如韩退之的文章、杜甫的诗。作家对某一种「道」有信仰，即成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应否强迫别人同「道」是另一个问题。
废（名）：金堤所说的是指作家对社会的态度，不指作家自己的「道」。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的。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没有文学家会来这儿开会，因为他不会受人家指导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指导自己。我已经不是文学家，所以我才来开会（全场大笑）。历史上有哪一个文学家是别人告诉他要这样写、那样写的？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那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
文学家必【载道】，但未必为当时的社会承认。
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无天才即不能表现，但有天才未必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故非豪杰。如是圣贤，则必同时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
袁（可嘉）：所谓「天才」是否即是从美学着眼，所谓「豪杰」是否从心理学着眼，所谓「圣贤」是否从社会学来看的？
废（名）：可以那么说，但我不喜欢那么说。
冯（至）：废名的话比较亲切些，可嘉的有点抽象。
金（堤）：两个文学家的方向可以不同，废名先生承认吗？
废（名）：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会欢迎他的，如莎士比亚。有哪一个天才、豪杰、圣贤不是为社会所蔑视的？
江（泽垓）：文学是否载道，完全看「道」的定义的宽狭如何。「道」如果是广义的，则文学家求不载道亦不可得。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绿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的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朱（光潜）：我把文学看得很简单，文学即是说话。一个人把所见到的说得恰到好处，即成为文学，每人所见的即是「道」。人人所见不同，有广狭，有深浅，文学因此也就有高下之别。文学反映人生，人生甚广，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只有不同才能产生丰富。大家凑合起来，人生乃更完整。现代文学的毛病是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太公式化了。马克思与弗洛德皆如此。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反映人生，政治是人生【主】动的一部份，文学自然可以与政治有关系，但不能把一切硬塞在一个模型里。
废（名）：朱先生的话很是。我觉得目前文学界空气沉腐。第一次欧战前的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的小说，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辈都受其影响，但并没有都走这条路。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实；中国文学史上确有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听命于政治的，如忠君的屈原、杜甫，但仍能在忠君之余发挥他们的才能。
另外，亦有文学家虽反抗社会而不成其为文学家的，如周秦诸子。大概而论，周秦以后的文学家听命的多，不过他们的天才大，感情重，【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豪。文学的界限甚宽，只要自己能写，别把这些看得太严重了。
朱（光潜）：文学的发展往往是兴衰交替的。从某种文学的初期到它的正式成立，路子较宽，为多数人所了解。慢慢的人们讲球技巧，路子渐隘起来，而成为 decadence。如中国早唐与晚唐的诗，南宋与北宋的词，它们的分别即在此。新文学在开始接受西方影响时，路子较宽。欧洲文学目前在 decadence 之中，我们如只学隘的，似不合适。
冯（至）：我的意思正如朱先生所说的。目前我们所接受象征派的影响，恐怕是不很健康的。
朱（光潜）：荷马的作品如今读来，我仍感兴趣。现代诗人的晦涩虽好，但不太好。语言的功用应在使人了解。
废（名）：二位先生所谈的怕是另一个问题。我自己从经验了解晦涩问题的产生，这实在是时代的问题。从前的人写诗如走路，现代人写诗如坐飞机。叫一个只会走路的人突然坐飞机，自然觉得不惯了。
朱（光潜）：现代文学家是用显微镜看人生，但普通人手上并无显微镜。
冯（至）：将来也许大家都会有的。
废（名）：我再举一件事来解释。民国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些小说。当时温源宁先生说，我的小说很像当时英国的吴尔芙夫人的，又问我是否喜欢艾略特？我说，他俩的作品我一点也没有读过，我当时只读俄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和莎翁的戏剧。后来读了点吴、艾的作品，确有相同之感，这实是时代使然。「普遍」一词实在难说，现代的作品不普遍，中国古代的作品又何尝普遍呢？象征派是向来有的。
冯（至）：这怕是文学的开始与结束的分别。
废（名）：这是天才的问题。
冯（至）：但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受时代的影响。
沈（从文）：虽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性格还是有分别的。
冯（至）：我虽喜欢现代一部份的东西，但总觉得有些问题。
袁（可嘉）：我想，时代二字很迷糊。不如改说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不能说诗与文化（poetry and culture），而只能说文化中的诗（poetry in culture）。我以为现代诗的晦涩性可以从二方面来解释：一为现代文化的高度综合的特性。贯串现代各部门知识的是这样一个发现：一切都是过程，是活的有机体，与别的事物都密切相关。它不仅发生作用，接受反作用，而且有相互作用的情形。因此，一切学问都变成研究某些因素或另外一些因素间关系的学问（study of interrelationship）。
唯心与唯物的人们实际上是同样违背现代思想底主流的，因为他们都把「心」与「物」看成死的东西。实际上，所谓「心」与「物」都只是动的「能」（energy）而已。哲学上的过程哲学，物理学上的 field theory，心理学里的 Gestalt 派，社会学中的文化模式的理论，都是这个表现。
最具体的，是目前一部份学者所从事的科学统一的工作（united sciences），即设法将各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现代人所要了解的东西确实太多了。现代文化既如此复杂，现代的诗如何能不复杂？我有一个感想，觉得多数人对文学的晦涩十分敏感，对于身边许多别的事物的晦涩似乎很肯宽容。
譬如说，大家都使用电灯，但电的道理对于我以及许多像我的人，恐怕是非常晦涩的；可是我们一进门就捺亮电灯，有几个人问过自己呢？也从没有人去请教过电学家或电灯匠，为什么【电】灯会亮呢？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次，现代诗的晦涩可以从现代诗是对于十九世纪浪漫诗的反动上去了解的；浪漫诗是倾诉的，现代诗是间接的、迂回的；因此，习惯于直接倾诉的人。
就不免觉得现代诗太晦涩难懂了。 就目前中国的文化现况说，我承认这类诗是并非必需的。但如果有一部份人比别的人们走在前面一步，而已深深感觉现代人文明的压力，而开始有所表现，似乎也是不可厚非的。至于大家是否都该那么做，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的一个严重的弱点，出在些冒充现代的人的身上，但这是人的弱点，而非这一运动本身所必然包括的过失。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不向前走则已，如果还有发展的话，从简单到复杂怕是必然的途径。
冯（至）：文化的发展也可能从复杂走向简单的。
废（名）：袁说的话很对，但太抽象一点。诗人是小孩子，不必等到文化成熟再动手作诗的。
钱（学熙）：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真实生命的真正表现。各个生命的流向不同，但如确是真正生命的表现，则无论其为颓废的或向上的，也都是各载其道的。文学的兴衰，诚如朱先生所说，是历史的事实。每一时代的先驱人物，倾其生命之流，不仅开创新的内容，并且开创新的形式。有人徒见形式而不见新形式所根据的新内容，只顾技巧，而造成 decadence。
艾略特说过「如无大的技巧，忠实不能存在」（honesty cannot exist without great technique），里维斯发挥它，而说「技巧是忠实的工具」（technique is a means of honesty）。至于现代诗的晦涩实在不能一概而论。艾略特的晦涩确实有他特殊的经验做背景的。有些不肖之徒只模傲他的形式，于是就坏了。
废（名）：仅仅是形式的模傲确实是不成的。诗之从简单到复杂倒是一种趋势，从前如此，新诗亦然。你们看胡适的诗多么容易懂，但到卞之琳以后就难懂起来了。另外还有一点：一般来说，文学有两种技巧，一是写实的，即是照相式的，要把当时的真实经验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每一个经验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因而比较难懂；另一种是回忆的，如冯至的十四行集，这类诗比较容易懂些。
沈（从文）：旧诗可不是这样分的。
废（名）：旧诗也是如此。
沈（从文）：旧诗只分抒情的、言志的，与叙事的。
袁（可嘉）：沈先生所说的只主题的分类，而废名先生所说的，则是根据技巧的不同而分。我觉得废名先生的分类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我可以换两个名词，那么，废名先生所谓写实的即是戏剧的，关键在表现上的逼真与生动；废名先生所谓回忆的即是沉思的，把经验或事物推到一定的距离（时间的，同时是空间的）之外，诗人绕着它们思索而成诗。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显然属于沉思的一类，而非戏剧的。沉思的诗是静止的，戏剧【的诗是生】动的。
朱（光潜）：「修辞立其诚」恐怕仍不失为写作的要义。
废（名）：我还有一点感想：中国新文学很成功，新诗尤其成功，好诗的份量虽少而质实在很好。新诗中至少可以选五十首出来，足以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好诗相比。散文小说的方向很好，成就却不算优异。
沈（从文）：我看未必尽然。
（这篇座谈会的纪录因来不及请各位发言者校阅，文中有错误处由编者负责）
（原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一百零七期，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张，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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