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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巫术指控迫害妇女和男子的现象仅限于欧洲。唯一被承认的例外是塞勒姆女巫审判，它仍然是关于新世界猎巫的学术研究重点。然而，现在人们认识到，指控魔鬼崇拜在殖民美洲原住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新世界，猎巫也是当局用来灌输恐怖、摧毁集体抵抗，使整个社区保持沉默并使其成员相互对抗的一种蓄意策略。这也是一种圈地策略，根据不同的环境，可以是圈地、圈身体或圈社会关系( enclosure of land, bodies or social relations)。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猎巫是一种将人非人化的手段，其本身是一种典型的镇压形式，并使奴役和种族灭绝合理化了。
当哥伦布航行到“印度”的时候，欧洲的猎巫运动还没有成为一种大规模现象。然而，利用魔鬼崇拜作为打击政敌和诋毁整个民族（如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武器，在精英阶层中已经很普遍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迫害型社会”(persecuting society)，为军国主义和基督教的不容异说所滋养，它把“他者”主要视为侵略的对象
将美洲原住民定义为食人族、魔鬼崇拜者和鸡奸者印证了下列说法是虚构的，即征服美洲是出于传教的使命，而非不加掩饰地追求金银财宝。
随着征服美洲的进行，殖民者并没有留出任何适应调节的空间。当人们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时，不诋毁他们到认同消失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早先有关于温柔的泰诺人的颂歌，但一台意识形态机器发动了起来，它与军事机器相辅相成，将被殖民者描绘成“肮脏的”和从事各种可憎行为的恶魔。而以前被归为仅仅是缺乏宗教教育的罪行——鸡奸、食人、乱伦、异装——现在被视为“印第安人”受恶魔统治的标志。
掠夺来的财富为王室扩张欧洲领土提供了资金。战争非常依赖来自新世界的大量金银，以至于到了16世纪50年代，王室准备削弱受托管人(encomenderos)的权力，以便将印第安人的大部分劳动力用于开采白银，然后运往西班牙。
这一过程与西班牙王室要求的改革同步进行，后者增加了对原住民劳工的剥削，以确保更好地让金银流入其国库。首先，当地酋长必须为矿场和劳役作坊提供的劳动力配额大大增加了。新规则的执行由王室的当地代表(corregidore)监督，他有权在有人不遵守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逮捕和其他形式的惩罚。
我们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妇女，尤其是女祭司，在保护她们的社区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帕里内托看来，这两场迫害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的证据是欧洲的恶魔学家对来自印第安地区的报告的利用。帕里内托把重点放在了让·博丹身上，但他也提到了弗朗切斯科·马里亚·瓜佐。同时，他指出审判官皮埃尔·朗克尔的案例产生了“回旋效应”(boomerang effect)。
20世纪80年代前，尼日利亚的无辜女孩们承认杀害了几十个人。而在其他非洲国家，人们向政府请愿，乞求政府更有力地控诉女巫。同时在南非和巴西，老年妇女被邻居和亲戚以巫术的罪名杀害。
在一些国家，这一过程仍然需要调动女巫、幽灵和魔鬼。但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正如阿瑟·米勒在他对塞勒姆审判的解释中已经看到的，只要我们把对女巫的迫害从其玄学的外衣中剥离出来，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非常接近当下社会的现象。
如果说原始积累将男性变成工资的奴隶，那么猎巫将女性变成男性工人的奴隶。女人的无偿家务劳动、性与生殖权力都被转化为一种国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资本的时代总会将不容于统治秩序的女性作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都凝结了普通人以生命为代价的实践。而女性被世人遗忘的受难是这段历史的主题，她们的不屈抵抗也在开创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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