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抛弃基于西式普世价值的传统白左意识形态，转而投入带有明显新纳粹色彩的极端右翼怀抱——在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勒庞在去年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与马克龙一决雌雄；在德国，默克尔已经被逼的做出了不再竞选基民盟主席的承诺；在意大利，成立仅仅数年的民粹主义震荡政党——五星运动在今年大选中获得三成投票率，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并与联盟党一起组建联合政府。虽然整体而言，当下的欧洲，依然是白左占上风，但照此趋势，在不久的将来，极右思潮成为主流，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欧洲之所以会极速右倾，与欧洲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经济的持续颓靡，移民、难民问题的爆发，社会治安的不断恶化，这种种困境，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传统的白左意识形态，以及基于此思想而构筑的当下体制，对此却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下，以极端国家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极右思潮趁势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民众之所以支持极右，虽然出发点各有不同，但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希望生存环境变好。但问题是，极右如果真的上位，它真能满足民众的这个期待吗？
其实未必。在云石君看来，极右代替白左，或许确实能够解决一些现下的麻烦。但问题是，在解决的同时，它也有极大的可能，创造出一些新的问题，甚至这个解决过程本身，就极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
首先，极右思潮的泛滥和相应政治势力的上位，会对西式普世价值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引发欧盟的分裂和解体。
西式普世价值，就其理念本身而言，是推崇无区别的博爱。在这种理念框架下，所有人都应当享受到平等的基本权利——而不受国家、民族、文化、阶级等限制。基于普世价值理念的政府，应该在自己控制范围所及，无差别的践行这一原则。
而极右对应的是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它对享受权利的定义，是有明显区分的，只有属于这个国家、民族标准体系内的人群，才有资格享受。而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群，政府不仅无义务提供任何保障，相反还必须对其行为予以限制，以免其对“真正的”国民的生活构成冲击。
在之前的《海外风云：欧洲为什么越来越圣母？》一节中，云石君已经分析过，普世价值对欧盟体系的维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欧盟本质上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合体，各组成国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国家、民族、地缘、文化、语言等差异。差异如此之多，再加上欧盟体系内部又没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国家，能够用强力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就成为维系欧盟体系的重要筹码。对普世价值的一致认同，压制了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等差异，欧洲一体化也由此获得了足够的精神向心力。
如果普世价值，被基于国家。民族的极右思潮取代，那随着这根共同纽带的消失，维系欧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也就不复存在，欧盟解体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而且极右的泛滥，也会重新加剧欧洲的内部冲突。欧洲（不含俄罗斯）本身地域并不辽阔，但国家却有三四十个之多，各国山水相连，地缘关系紧密，这种紧凑的格局，本来就容易引发冲突。自古欧洲就内战频频，尤其是近代化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军事冲突导致的破坏愈发明显，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欧洲整体衰落的直接促因。后来欧洲内部之所以会化干戈为玉帛，除了美苏崛起带来的外部压力，内部，欧盟（欧共体）体系的构建和普世价值的推广，也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矛盾，消弭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如果普世价值和欧盟不复存在，欧洲各国之间基于地缘引发的各种矛盾势必重新抬头，甚至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其本身就会使这种对立和冲突加剧。这样一来，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有可能退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页。
退一步说，就算欧洲各国能保持相当克制，但欧盟解体和普世价值崩塌，也会让欧洲国家丧失自己一直享受的“大国溢价”和文明溢价。
二战后，欧洲整体衰落。同时，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产业链条的复杂化，美苏（俄）中等地缘大国强势崛起，欧洲各国不仅受战争创伤，更重要的是单一国家的体量都相对较小，发展潜力受限，很难独立应对地缘大国的竞争，其国际话语权面临急剧下降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欧共体——欧盟应运而生。虽然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个主权国家联合体，但它的出现，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将欧洲整合到一起，形成合力，使得欧洲依然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存在，进而获得足够的国际话语权。
一旦作为国家联合体的欧盟，被推崇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极右冲垮，欧洲各国将重回四分五裂的状态，本身地缘狭小，体量有限，又没了近代的文明先发优势，这种情况下的欧洲各国，其国际话语权，自然会大大受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致对外时那样，获得足够的“大国溢价”。
文明溢价也是同一个道理。欧洲一直被视作人类文明的高地之一，引得千万人的向往，欧洲也借着这种外人的尊崇，收获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利益。欧洲之所以能有这种地位，除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实力以外，对西式普世价值不遗余力的推崇，也有不小的功劳。如果极右上位，普世价值崩塌，那么欧洲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就会大大削弱，“文明溢价”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以上都是从国际角度来说的。而就单一国家内部，极右思潮泛滥以及相应势力上位，带来的也未必是福音。
现在的欧洲各国，其国家体制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均是以白左理念为基础构建的。鉴于极右与白左的针锋相对，这种两端之间的转换，本身就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内部对立和冲突。二者立场的全不相容，意味着这种冲突很难在体制框架内解决，这种情况下，冲突极容易外溢，发展成体制外斗争——也就是街头冲突乃至革命。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这个过程中社会将遭受极大的破坏。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如果处理得当，也未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比如二战前的德国，也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向纳粹的转换，这个过程其实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平和的，未对社会造成太大直接冲击和破坏。
但即便如此，也不代表社会动荡可以避免。就算欧洲各国主体民族内部的思想转换能够和平完成，但种族斗争却无可避免。
极右之所以泛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穆裔移民和难民的冲击。而极右所推崇的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更是直指这些非我族类的群体。所以一旦极右成了气候，那么他们势必向穆裔下手。
这就会引发冲突。现在的穆裔，和当年的犹太人可不一样。首先经过几十年移民和难民冲击，穆裔在欧洲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远超当年的犹太人。而且鉴于穆裔的超强繁衍能力，他们的人口构成中，年轻人比例十分之高——这意味着其反抗能力天然较强。再加上和犹太人有家有业不同，穆裔普遍贫穷，所以顾忌较小，反抗的欲望也天然强烈。再加上在欧洲之外，穆裔还有伊斯兰世界这个庞大的后盾，综合这种因素，极右化的欧洲各国要想向穆裔下手，遇到的阻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引发的冲突，以及给自身带来的损失，都绝不是当年纳粹清除犹太可以比拟。
而且，现代的欧洲，本身暴力机器也未必能适应这种内部清除。欧洲在二战后受美国军事庇护，本身军事投入就已经和战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随着苏联解体，最大外敌消除，在军事投入方面就更是漫不经心。而穆裔不仅年轻人多，反抗能力强，最关键的是还背后还有伊斯兰世界支持。对这部分人群，如果仅仅只是小规模限制，现行暴力机器或许还够用，但如果上升到大规模，高强度排挤的地步，欧洲现有的暴力机器，未必能应付得宜。
所以，如果极右主导下的欧洲，真的要对穆裔下手，势必加大暴力方面的投入。
这同样是很困难的。欧洲为什么军备这么烂？除了必要性下降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社会盛行——军事投入很大部分都被拿去买选票了。极右上台后，要履行政治承诺，树立自身合法性，就必须清除极右——相应的就必须加大对暴力武装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又势必占用国家资源——这意味着给百姓的福利会因此受到影响。此外，排挤和反抗，这个过程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破坏的加深。
这就成了个两难。民众支持极右，本来就是为了社会更安宁，福利更有保障。可如果结果适得其反，那他们又岂能再予以支持？
当然，要是极右能够做到快刀斩乱麻，短时间内将穆裔问题迅速解决，那民众或许还能忍受；但鉴于穆裔的现有规模和增长趋势，以及他们的超强反抗能力，以及背后伊斯兰世界的力挺，这种斗争想短时间内结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极右践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很可能会演化成一场政治自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国内矛盾更尖锐，社会更动荡、遭受的破坏更严重。
退一万步说，即便极右势力真的短时间捏搞定了自己国家内部的穆裔，其接下来的发展，也会十分艰难。
穆裔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毕竟有钱，当年纳粹排犹，至少立马就能捞到不少现实回报。穆裔穷的要命，就算把他们全撵回中东和北非，也最多能在未来给自己省点福利开销而已——短期内得到的回报并不多。
但代价却十分惨重，一旦极右兴起，欧盟解体，欧洲单一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可避免的大跌，产业链也会出现波动甚至中断（鉴于现代产业链的规模和复杂性，欧洲的先进产业大都需要跨国合作方能完成），而欧洲分裂后，在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煽动下，各国彼此间矛盾势必计划，单一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又会重新上升——这意味着军事投入势必增加；同时，排穆还会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敌视——虽说伊斯兰世界不能直接武力报复，但掐掉石油供应，还是做得到的。
这么多麻烦摆在面前，每一个都是极右化的欧洲国家，难以迈过的坎。到那时，欧洲还想继续混下去，那就只剩两个选择——要么重新打内战，要么更深层次的依赖美国，借这个强大外力来强行维稳。
欧洲重燃内战的后果，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而引入美国，这下场多半还不如现在——毕竟欧盟再怎么磕磕绊绊，但总是自家人定自家事；而等美国彻底掌握主导权，这位大爷可不会这么客气，现在只是半蹲着的欧洲，没准到时候就只能像日本那样全跪着了——到那时，可是没有后悔药吃的！
总而言之，现在的欧洲人，越来越像身陷囚徒困境的盲流。他们感受到了环境的持续恶化，试图通过逆转来改变，但这种逆转，却有可能在未来，带给他们更大麻烦。
当然，对这种逆转风险，欧洲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担心，但面对基本面的恶化和积重难返，他们既不愿继续苟延残喘，又不愿意承受彻底推倒重来的痛苦，所以也只能寄望于通过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来奇迹般的复苏。至于这种调整到底是砒霜还是蜜糖，带给他们的到底是罗斯福新政的凤凰涅槃，还是纳粹希特勒的万劫不复，欧洲人现在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他们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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