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7日（日）
办年货
要过年啦，尽管在多伦多，华人圈子里的年味也是渐渐地浓了起来。
说起年味，想起小年过后，就开始办年货。要采购的东西多种多样，妈妈一反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习惯，大把地花钱，感觉爸妈一年挣的钱在这个时候都花出去了。要买全家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穿戴，买全家人的新床单、新枕巾、新毛巾，还有新手绢。要更换家里所有墙上贴的画，如年画、《东方红》舞蹈史诗和样板戏的剧照，还有高高在上的毛主席像。还要换掉厨房和厕所用旧用脏的所有清扫洗刷用具。一过了大年三十，连牙膏香皂好像也要把没用完的先收起来，换上新的。现在看来，还真有一种辞旧迎新的仪式感和执行力，其实，这就是传统习惯。
买衣裤鞋帽就去天津街的天百和妇女儿童商店，还有青泥洼桥的秋林公司和大连商场。买糕点糖果红葡萄酒及副食品则去天津街食品商店及副食品商场，还有青泥洼桥的南货商店。最喜欢跟妈妈去的商店一是大连商场，一是南货商店。喜欢大连商场，因为那里的六楼或七楼有半层楼是各种风味的小饭店，就像现在的大排档，逛累了饿了，就坐下来吃点东西，歇一歇。喜欢南货商店，因为那里有很多普通食品店没有的外地特别是南方食品，比如北京的果脯、天津的麻花、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南方的话梅等。节日里的商场百货公司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热闹非常。摆的挂的东西琳琅满目，想买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总有前一年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一双眼睛根本忙不过来。
过年大餐离不开鱼肉。买鱼买肉就在北海公园东边的黑嘴子合作社，或胜利桥方向的海洋合作社。我负责买肉（大连话叫“轧肉”ga,3声）。肉是凭票供应，所以，票要用在点子上。买肉要买带两指宽肥膘以上的肉，肥肉可以炼油炒菜，这可以省不少每月每人仅有的三两豆油，省下来的成罐成罐的豆油就用来过年走油了。卖肉分两个案板，一个是带大肥膘的，一个是普通的（肥膘只有一指宽）。买肉的顾客常常会因为看到后边又上了一板更肥的肉，而宁愿重新排队。开始不大明白，看前边的人走了，还挺高兴。后来，看懂了，我也学会等着轧更肥的肉了。
海产品没有定量供应，只是冬天里的鱼虾种类少多了。主要是杂拌鱼（就是各种类似小黄花的鱼混在一起卖）、乌鱼、蚬子、青虾、刀鱼、鲅鱼和老板鱼。一筐小杂鱼带着冰倒到大理石卖台上后，卖鱼的师傅要先把表面大冰块挑拣出来。用秤盘直接插进杂拌鱼堆里连鱼带冰的一起端起来，然后，再用二齿叉子把能看到的冰块扒拉下来之后再称。两三毛钱一斤的鱼，或三、四毛钱一斤的虾，基本没人在意混在鱼虾里的小冰块。称大鱼如刀鱼鲅鱼等就不存在混冰块的事儿了。
过年用的最多的菜是萝卜和白菜。萝卜用来炸萝卜丝丸子，炖萝卜丝豆腐海蛎子汤（这是过年大餐后最好的去油清肠汤）。白菜用来包饺子、拌凉菜（菜心拌海蜇皮/丝、菜心拌蚬子、菜心拌虾仁）。萝卜、白菜、地瓜这三样是不用买了，因为入冬之前每样都买了几百斤，在家里储藏着。大部分萝卜埋在楼下院子里，现吃的萝卜用黄泥埋在水池下边的储藏槽里，挖出来依然鲜嫩。白菜堆放在门口过道，每层之间用木条隔开透气。此时，原先厚实水汪的菜帮已经风干变薄，严密地保护着菜心新鲜生脆。有时，妈妈也学着东北人渍些酸菜。记得粮站按一斤粗粮折六斤地瓜，家里每年都会买二、三百斤地瓜放着。地瓜不怕放，而且越放越甜越好吃。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地瓜切成片和条，蒸熟后晾成地瓜干吃。想想口里嚼着自己蒸熟晾晒的原味地瓜干，那感觉，美啊。
说到这，不由得想起今天我们总感叹当年贫乏的商品供应。其实，在当时孩子们的眼里（我只能从城市孩子们的视角看），大百货公司里的商品真的是多得目不暇接，商业区（如大连的天津街、青泥洼桥）里饭馆饭店鳞次栉比，顾客如潮。凭票供应的只是少数的生活必需品。即使这样，比较起来的话，也比70年代之前的英国好多了。英国的生活必需品的凭票配给制从战后一直延续到1954年，这之后，百姓吃喝依然十分单调简单，家常菜就是“一肉两菜”（“Meat and two veg”）。
还有，在英国，葡萄酒在60年代以前只有上层社会享用，老百姓一般都喝啤酒或淡啤酒（pale ale）及柠檬水。食物配给年代，老百姓很少下馆子。一是没钱，二是没多少餐馆。即使有，也没有多少饭菜可卖。中餐馆虽然早在1908年就打入伦敦，但真正开始成为百姓的选择，是60年代大批香港移民进入英国后的事。同期，还有大批印度移民带去了印度咖喱风味。中餐和印度餐（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移民及意大利）给伦敦的餐饮业带去了真正的“异国菜肴”（foreign food）。但也只是进入70年代后（据有些报道称，是从1975年），老百姓才普遍开始下饭店。这样的状况是没法跟同时代的中国的大城市比的，像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不但国内各大菜系饭店林立，下馆子是百姓生活常态；西餐菜式也很多样（主要是法式、俄式和德式），而且不比上档次的中餐贵。只要吃得来西餐，或想“洋”一把，都是吃得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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