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在一切事物中，传播是最美妙的”

约翰·杜威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存在一个关键性人物，那就是约翰·杜威。约翰·杜威是美国早期实用主义三大代表之一，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先驱。倘若溯源美国社会科学思想，那么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则是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二者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都是深刻闳远的。因此，约翰·杜威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是全球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

1859年10月20日，约翰·杜威出生于新英格兰佛蒙特州伯灵顿市。1879年，20岁的杜威于佛蒙特大学毕业，他的导师是哲学教授H.A.P托里。五年后，杜威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888年，29岁的他受聘为明尼苏达大学的哲学教授，30岁便在密歇根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这一时期，杜威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意识与行为的一般层面问题，同时教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课程。研究杜威思想的学者认为，杜威的民主理想发源于此时。

随后，杜威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付诸实施，杜威认为个人意识是社会性的，民主取决于能否进行平等的知识分配，他主张“社会不仅由于传播而存在，并且在传播中存在着”。他尝试着与福特和帕克一起办一张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报纸旨在开民智、改良社会、传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导社会民主化进程，他希望报纸等媒介的存在能够联结大城市中的人，使民主制得以存在。

虽然这项办报计划最终流产，但他试图通过传播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主张体现了他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和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杜威在办报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了对民主的认识，继续回归到对传播的政治及社会意义的思考。

约翰·杜威

19世纪末，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有机民主论。这一理论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达尔文双向互动的有机观念影响了杜威对于民主的观点，赋予了杜威的传播思想双重的话语建构意义。

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沟通、传递持续存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沟通和传递中，在共同、共同体、沟通这几个语词之间不仅存在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享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于共同体，而沟通是使他们享有共同的东西的途径。”杜威的这一传播观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米德继承他关于沟通是构建共同体途径的观点，发展出符号互动论；帕克继承他关于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观点，发展出传播控制观。

米德的传播研究受到了杜威的直接影响，杜威认为的传播即人与人的互动这一观点，引导米德提出符号决定心灵的形成，人的社会化由传播完成。杜威对于人的社会意识的理解也影响了米德对于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传播决定人的社会化。

而帕克则将杜威传播观中的“传递观”发扬光大，通过经验研究给出针对社会失范问题的对策。他在“控制”的意义上研究大众传播，虽然逐渐背离了杜威的民主的观念，但他所主导的经验研究成为了后来芝加哥学派的主流。

约翰·杜威

1896年，杜威发表了《心理学中的反射弧》一文，文章对“刺激-反应（S-R）”模式提出质疑，提出S-O-R模式，即“刺激-解释-反应”。这一观点否定了早期的身心二元论，将“解释”作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意义解释的重要性。

1894年至1904年这十年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1894年，杜威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中指出，民主政治的重点在于为社会中所有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应该使知识投入生活的洪流”。1902年至1904年，杜威兼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03年，杜威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其他成员合作出版《逻辑理论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一时期，杜威关注社会问题，并在实际生活中展开行动。杜威游说芝加哥大学的官员，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旨在探索哲学在教育学方面的意义，为芝加哥的教育改革作出了贡献。然而，杜威擅自任命自己的妻子担任这所实验学校的校长，对此不满的官员解除了杜威妻子的校长职务，杜威也随妻子一并离开了芝加哥大学，离开了芝加哥。

约翰·杜威

离开芝加哥的杜威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直至1930年。1915年，杜威在其《民主与教育》一书中，将传播看做物质，提出社会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并且社会正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杜威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传播是最美妙的”，传播是人们共同占有事物的实现途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他指出传播之传递的意义在于提高效率、推动科研甚至是改变社会。在杜威看来，现代社会破坏了传统社区，现代工业破坏了人们交流的平台，使人们成为一盘散沙，而传播的出现则重建了共享信息的交流平台。传播成为了一种工具，一种目的是分享的工具，这种工具的意义在于强化“分享”的社会意识。

传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传播促成信息的共享之后，也将人们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是杜威参与式民主理想的体现。人们的意见在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中达成共识，社会事实在互动中被建构起来，可以说，传播建立共同体，传播建构社会。

关于民主问题，杜威认为民主是社会成员对信息与经验的共享，群体是基于公共事件临时聚集并参与讨论的。在民主问题上，杜威与李普曼二人具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并展开了一场争论。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中隐含的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发展中融入文化研究与批判研究，使传播学研究不囿于实证主义的方法与理论。

约翰·杜威与他的学生胡适

杜威的传播“共享”意义被詹姆斯·凯瑞重新解读，开辟了传播学文化研究的视角。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但该学派在经历过理论的繁盛之后进入了裹足不前的阶段。詹姆斯·凯瑞批判了行为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在传播研究中的局限与问题，而以杜威的传播观念为源头，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并将其引入了传播学文化研究，使杜威的传播观念成为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证明。

约翰·杜威还曾来到中国进行巡回演讲，对中国思想界、教育界意义重大。1919年，60岁的杜威与其夫人在日本进行学术访问。杜威的学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热切邀请杜威前来中国。当时正好在日本的蒋梦麟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代表北京大学向杜威发出了正式的邀请。最初仅仅是出于游览中国山水的目的，杜威应邀来到中国。

在胡适，蒋梦麟等人的陪同下，他在包括北京、上海、河北、山西、山东等在内的14个省进行了200场以上的演讲。恐怕连杜威本人也没有想到，此行掀起了一场“杜威热”，除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对其思想的传播，毛泽东、周恩来、陶行知等人也十分推崇杜威的思想，孙中山先生还前去拜访杜威，与其进行了关于“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交流。杜威在中国度过了两年时光，除了日本和中国，杜威还曾访问南非。

1952年6月1日，多年身体不适的杜威逝于纽约的家中。

约翰·杜威是美国传播思想的开启者，他的传播观念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开启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传播研究相联系的视角。杜威的传播观念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人本主义的路线，也成为重新探寻传播学科发展路径的源头，对于传播学科的范式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