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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上班族的父母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即便没有孩子的人也会工作过度，或许程度更严重。当我还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咨询行业的女性座谈小组。3个组员里有两个已婚有孩子，一个单身没孩子。两个已婚女人谈起平衡生活多么困难，单身女人突然插话说，她烦恼的是人们从没认真想过，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觉得已婚的同事总是赶回家和家人相聚，却把她留下加班。她争辩道：“同事们应该理解，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和他们去看孩子的球赛一样合情合理。因为只有参加派对，我才有可能真正遇到某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赛！”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确保让单身的员工知道，他们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实的个人生活。
当我考虑离开谷歌去脸谱网时，关于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又冒出来了。我在谷歌待了6年半，各个部门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谷歌已经有20000多名员工，业务流程也非常顺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餐。另一反面，脸谱网当时只有550名员工，是个刚创立不久的公司。晚间会议和通宵的“黑客长跑大赛”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被员工广为接受。我担心的是，接受一份新工作会破坏我好不容易实现的“生活-工作”平衡状态。戴夫当时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入驻企业家，所以他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帮了大忙。他安慰我说，他会在家多负担一些，为了这个家他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刚到脸谱网的头6个月，我的工作相当辛苦，我知道我应该说“具有挑战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会学扎克伯格像夜猫子一样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点开会，那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会以为我说的是晚上9点。大家都在公司时，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担心下班太早会让我看起来过于特殊甚至是倚老卖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机会。戴夫告诉我他在家陪孩子，他们都很好。但我的感觉并不好。
我回忆起此前在麦肯锡听到拉里·卡纳里克所说的那些话，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对这种状况加以控制，就无法把这份新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会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还没等到休假就决定辞职。我开始强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30离开公司。虽然我身体里每一处好强、进取的细胞都在尖叫，让我留下来，但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我都会毅然地准时走出办公室。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称我一周只能工作40个小时，我也从来没这样说过。在谷歌时，我的工作地点基本在加利福尼亚，但在脸谱网则常常需要出差。所以不出差的时候，我都会按时下班赶回家陪孩子们吃晚餐。
因此，我每天都设法在工作和家庭上实现平衡。实际上，我认识的每个女人也都是这样，而且我比起她们中的大多数要幸运得多。我拥有很好的资源：我的丈夫、一个“真正的人生搭档”，他有能力帮助我，还能对我的时间安排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还有个好妹妹，她就住在附近，很乐意帮我照看孩子。正巧她还是个儿科医生，所以我的孩子不仅能得到家人的关爱，在健康方面也有专业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和家人很亲近，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感情上。幸运的是，我的家人能够互相依赖，为彼此提供这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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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此研究网有30多个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各大高校，花了18个月对研究进行构思设计，之后对1000多名儿童进行了为期15年的跟踪研究，其结果已经发表为若干篇论文。2006年发表的一篇成果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参与、关爱、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数据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长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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