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

民国文人中，婚姻圆满的屈指可数。钱钟书和杨绛，算是难得的幸福楷模。

有一天，杨绛读书，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描述理想婚姻的状态：“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这段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表态：“我和他一样。”

杨绛也即刻回应：“我也一样。”

一流的文学家通常喜欢绕到人生的背面去看人生，最终看清了人情的无奈和厌恶，也看透了生命的不幸和讽刺。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辛辣地将婚姻比作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他写道：“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刻薄地道尽了男女间的那点心思，他读透人心，深谙人性惯于不知足和不珍惜。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另外一种是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都是悲剧。”

旷世才女张爱玲也说了：“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相爱容易相处难，相恋容易相守难。所以自古以来，白头到老都只是有情人奢侈的夙愿。喜欢你，在一起，不言弃，这是三句话，三件事情，三个阶段。

品读绝大多数民国才子才女的爱情故事，读到的是痴缠恩怨，和相忘于江湖的悲戚收场。唯有读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读到的是踏实的人间烟火，和相濡以沫的专情初心。

激情相爱，缘起于刹那的心灵花火，随处可见，便觉习以为常。不离不弃，需抵挡岁月无尽的诱惑，实属难得，才愈加弥足珍贵。

钱钟书和杨绛都是江苏无锡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当地的大儒。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因为他小时候口没遮拦地任意乱说,常常得罪人,为此,他父亲特地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告诫他缄默无言、存念于心。

钱钟书自幼聪颖，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对中国典籍烂熟于心。1929年，清华大学爆出一条大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学生，凭借出色的国文和英文，被外文系破格录取。这个学生便是钱钟书。他数学奇差，但国文特优，英文还考了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亲阅试卷后，批复八个字：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读大学期间，钱钟书横扫清华图书馆，他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逢周六会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拿到图书馆还掉，再抱一堆回来。因为博闻强识、才华出众，他的老师吴宓还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大学毕业时，清华挽留钱钟书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硕士，他拒绝得桀骜不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他的傲娇是有底气的，黄永玉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准备写关于“凤凰涅槃”的考据，翻查了《辞源》《辞海》《中华大词典》《佛学大辞典》，甚至连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跑遍了，还是一点资料都没找到。无奈之下，他求教钱钟书，钱钟书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这就是郭沫若1921年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永玉按照他的指导去查找，问题果然迎刃而解。

杨绛的家境、爱好与钱钟书如出一辙。杨绛的父亲也是无锡名士，她幼时就是个书痴，最爱做的事，就是捧着书陪父亲在书房里消磨时光。那时她还叫杨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回答：“不好过！”

父亲接着问：“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17岁时，杨绛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为清华刚开始招收女生，在南方还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东吴大学。读到大四，东吴大学因为学生运动停课，21岁的杨绛和朋友结伴，一起报考了北平的燕京大学，结果大家都被录取了，等到去报到时，杨绛临时变卦，放弃入读燕京大学的机会，跑去清华当了借读生。而那时，钱钟书刚好就在清华就读。

入学那年三月，杨绛约见朋友孙令衔，孙正好要去清华看望表哥，他的表哥，便是钱钟书。

两人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踩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这幅打扮在满校西装革履的衬托下，算是老土的，然而她却觉得他眉宇之间“蔚然而深秀”。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钱钟书初见杨绛感觉也是极好，还为她写了一首诗：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赞她宛若蔷薇，面容雪白透红，清丽脱俗。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当时清华疯传钱钟书在老家已经订婚，他一向不屑争辩，这一次居然主动向杨绛澄清。

杨绛的回复是：“我也没有男朋友。” 杨绛当时有个绰号叫“七十二煞”，因为追求她的男生据说有七十二人之多，为免钱钟书误会，她也要解释清楚。

情窦初开，爱意萌动，当事人还浑然不觉，可在旁观者读来，这样的话语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主动示好，藏着小儿女的甜腻情谊。

钱钟书和杨绛开始鸿雁传书，信越写越勤，直到有一天杨绛突然察觉自己陷入爱里：“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杨绛母亲回忆女儿对清华园的执念，逗乐地打趣道：“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着考清华。”

得知杨绛交了男朋友，暗恋她多年、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不服气了，跑来清华园向她摊牌，执意要和她做朋友，杨绛的拒绝利落干脆：“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的我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拗不过杨绛，只好答应了。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暂时不能与杨绛见面。相思的煎熬使他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期间他创作了不少具有李商隐风格的爱情诗，比如：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这是钱钟书对杨绛回信不多的“抱怨”，可见他对杨绛的想念。虽然钱杨二人频繁通过书信谈情说爱，实际上双方都未告知父母。然而，无巧不成书，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父钱基博拆开，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至此，两人的恋情大白于双方家人面前，钱家觉得杨绛“乃如意媳妇也”，而杨父对钱钟书的印象也极佳，视如“乘龙快婿”。

1933年，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订婚。此时，钱钟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杨绛则仍回北京清华大学，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

1935年初，钱钟书完成了光华大学任教的服务期，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学识渊博的他以最高的总成绩，成为了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此时，钱钟书希望自己的未婚妻杨绛与自己一同出国。

杨绛知道钱钟书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如果自己与他一同出国，还可以照顾他。另外，同去的话，两人也免受两地相思之苦。因此，两人决定在出国前结婚。

1935年的7月，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家大厅内，举行着西装婚纱、伴乐队演奏的西式特点的典礼。婚礼正当酷暑，仪式又格外冗长繁琐，钱钟书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原本挺直的白领圈被汗水浸得泛黄软塌。杨绛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地围裹着，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像刚从水里捞起来的。多年后这一幕被钱钟书写进了《围城》。杨绛说：“《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礼毕客散之后，二人迅速换装，带上出国的行李，由钱家人接到无锡七尺场钱家，举行了叩头鞠拜的中式仪式。

自此，钱钟书和杨绛结为伉俪，携手走进了幸福的围城之中。

新婚不久，钱钟书和杨绛便启程远赴英国。他们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一个多月，二人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知心话，日子也过得不怎么寂寞。

当然，新婚夫妻是要有磨合的过程，在船上二人发生了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争吵。原因只是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杨绛说钱钟书的读音带有乡音，钱不服，两人都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最终两人讲和后，都觉得吵架很无聊，便讲定以后两人要共同商量，商量不妥，各持异议，不必求同。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商量不通的事情了。

到达英国后，钱钟书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为了节省学费和食宿费用，杨绛在牛津作了旁听生，两人借住在一个叫老金的人家里。

不久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二人搬了出来，租住了一名爱尔兰人的房子。搬到新居的第一天早上，因搬家极度劳累的杨绛没有早醒，还在睡梦中，钱钟书便早早地在厨房里忙活了，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烤得喷香的面包、醇美地道的英式红茶，有黄油、果酱、蜂蜜的“西式”早餐，用小餐桌直接端到杨绛的床前，蜜味的早餐、蜜样的情意，第一次吃到丈夫的爱心早餐，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杨绛欣喜又安慰，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早餐。”

钱钟书虽然理家不行，但也会尽自己所能宠溺着妻子，几十年来他坚持给妻子做早餐，从未间断。

当然，料理日常生活繁琐的人还是杨绛。钱钟书想吃红烧肉，国外买不来必备的配料。杨绛就多次“试验”，用雪利酒代替黄酒，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钱钟书吃得高兴，杨绛心里更高兴。

杨绛的辛劳钱钟书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幻想着仙人能给一副“辟谷方”，可以不用吃饭而长命百岁，为此还赋诗一首：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做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四句诗读来情意浓郁，趣味盎然。

钱钟书在学术创作上才气逼人，可在生活中却痴气十足。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出门就迷路，拿筷子一手抓，甚至穿鞋子不分左右。他总是不停地闯祸，1937年5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出生。躺在医院里杨绛当然不能再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了。被“宠坏”的钱钟书每天到医院探望杨绛时，经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今天是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明天是弄坏了门轴，门上不了锁；后天是额骨上长了一个大大的疔，疼痛难忍。产后虚弱的杨绛每次都微笑着回答六个字“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治”。

想起《礼记》中有两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是说，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要清楚他的长处。对爱的人，知其短处，就不会因喜欢而障目盲从，更不会因激情过境而心生厌恶。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毕竟人的优缺点总是互为彼此，缺点就是优点的不恰当延伸。我觉得这些，杨绛一开始就看透了，所以她总是能无限度地包容丈夫，甚至连他的缺点也觉得可爱。

婚后，她硬是将自己炼造成了一个柴米油盐、当家做事样样在行的主妇，要知道从前她可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名门闺秀啊！说起这个儿媳，钱钟书的母亲总是忍不住称赞：“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婚后两人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对坐读书，一同背诗，顺带品些好茶。以茶香为伴，快乐就变得浓郁久长。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李清照和赵明诚也是饭后烹茶，夫妻两互考背书，胜者便能喝茶。李清照经常胜出，却每每因为太欢愉兴奋将茶碗打翻，最后反而一口都喝不到。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将这个故事写进诗里：赌书消得泼茶香。

杨绛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其实，人在历经一些沧桑故事之后，再反观从前过往，会发觉，最令人快乐的，不过是些容易被忽视的寻常琐事，甚至细微到某人不经意的小举动，或者一句话，都会在多年之后，穿越时空的隔断，清晰地闪现在每一个当下。因为快乐总是漫不经心又转瞬即逝，才有了令人回味的理由。

所以李商隐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所以纳兰容忍在“赌书消得泼茶香”之后又添了一句伤感：当时只道是寻常。

女儿钱瑗出生，钱钟书为她取乳名阿圆，见到女儿的第一眼，这位天赋才情的大作家以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了激动和欢喜：“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他非常疼爱阿圆，还和杨绛商量以后不再要小孩了：“我们不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吧，如果那个孩子比阿圆聪明漂亮，我们会偏心的，阿圆就太可怜了。”果然，阿圆成了他们的独女。

杨绛出院，回家坐月子，从未下过厨房的钱钟书给她炖鸡汤，还剥了青嫩的蚕豆搁在汤里，清甜醇香，令杨绛感动不已。或许，在爱情的世界里，合不合适只是借口，爱得够不够深才是本质。深刻的爱情，足以彻头彻尾改变一个人，不辨菽麦的可以变成家务能手，脾气孤傲的可以变得卑微谦和，甚至志向、理想、价值观，都可以为对方心甘情愿地变换。

1938年，钱钟书和杨绛带着一岁多的钱瑗，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外交官和诗人冒效鲁。冒效鲁有一首诗反映了与钱杨一家三口在旅途中的“狼狈”和自乐的情景：

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鸡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倾囊买醉颜微酡。

钱钟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在诗中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钟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经过二十多天的颠簸，他们才上了岸，上船时胖乎乎的“瓷娃娃”钱瑗，下船时已经成了一个瘦弱的小婴孩，夫妻俩心疼的不得了。

此时的国内，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回国后，钱钟书辗转赶赴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带着钱瑗回到上海。

当时钱家和杨家都逃难避居在上海，居处都十分狭小。杨绛母女有时挤居在杨家，有时挤居在钱家。此时，杨绛应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的邀请，担任了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低调的杨绛勉为其难，自谓“狗耕田”。

此段时间内，钱杨只能靠鱼雁传递信息，倾诉思念之情。后来，钱钟书因故辞去西南联大的工作，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1941年钱钟书辞湘返沪，像“痴汉等婆娘”一样等待重返西南联大任教。钱钟书这个人性情耿直，容易得罪人，他从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辞职后，留在了上海，和杨绛、阿圆在这个沦陷的孤岛待了整整八年。

1942年春，钱钟书才被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教授，拮据生活稍有缓解，屡遭厄运拨弄的一家人终于能生活在一起了，日子虽然艰苦，却是一家人同甘共苦，钱钟书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在这苦难的岁月里，杨绛笔耕不辍，写出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话剧，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迅速走红，反响热烈。或许妻子在文坛上的成绩，激发了钱钟书的创作欲望，有一天他问杨绛：“我想写一部长篇，你支持吗？”

杨绛当然支持，为了让钱钟书全身心投入写作，杨绛要求他减少授课时间，也不许他碰任何家务，虽然生活更加窘迫了，她却毫无怨言，能做的只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为了省煤，她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三百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抵得上四五百斤煤球。为了满足钱钟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杨绛甘愿放下一切，作钱钟书的“灶下婢”。

小说《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录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烟煤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的《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两年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横空出世，就是那部被尊为“新儒林外史”的经典著作《围城》。钱钟书深度的思想内涵和幽默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开篇对鲍小姐衣着特征的描述：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单看这一小节就让人忍俊不禁，又拍案叫绝，而整本书中如此趣致的讽喻比比皆是。

《围城》序言非常简短，不过两段话。钱钟书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势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多年来，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背后，甘心做他的绿叶，陪衬他耀目的光芒。

1949年5月，钱钟书和杨绛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两位曾结缘于清华，并在此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又双双回到母校，执掌教鞭。

两人在清华时，按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只做了兼职教授，其实她的才学不在钱钟书之下，她翻译的八卷本《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时，这部中文版《堂·吉诃德》被作为国礼送给了他。

杨绛总说自己不过是个业余作者，生平所作都是“随遇而安”，写散文、小说，翻译剧本，每次都只是试试，可是这一试，就试出了大成就。

文革时期，钱钟书和杨绛没能逃过劫难。杨绛被拖去剃了“阴阳头”，她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让她打扫污浊不堪的女厕所，她不懊恼，也不抱怨，打扫得干干净净，得空就躲在厕所里看书。她从来不污不垢，随心而落，如莲般素心静雅。她这一生所求不多，只希望能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和一个团圆的家。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由杨绛翻译的诗，也可看作她人生的写照。然而她对自己的境遇不争，在丈夫遭遇污蔑时她势必据理力争。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事后她被揪出来批斗，还是绝不低头的倔强：“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夫妻俩下放到干校，杨绛被安排去种菜，钱钟书担任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就会特意走菜园东边，与她相会。当时社科院朱寨的一段回忆中曾这样记述：

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荫，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

钱钟书和杨绛按照文学院的安排来到北京郊区下乡。期间，钱杨二人只能书信往来，以慰牵挂。杨绛后来也回忆了这件事：

默存在家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棉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我攒了不到二十封时，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

很可惜，这些珍贵的信并没有保存下来，全由火神“收藏”了。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但是，杨绛在经过前几次“事情”之后，已经有点儿“神经质”了，很害怕将来“白纸黑字、百口莫辩”。所以信攒的多了，只好硬硬心肠，付之一炬。后来，杨绛常常后悔自己毁了“默存一辈子写的最好的情书”。

从前读民国才女故事，总感觉林徽因、陆小曼特别出众，仿似绚烂艳美的桃花，立在高高的枝桠上，瞬间就能吸引路人的目光，但后来渐渐发觉，她们蓬勃盛放的生命，似乎太过于外放和张扬，所以很难将爱情和心力专注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她们的故事里充盈着“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的遗憾，她们的风流韵事直至今日仍绵延不绝。反观杨绛，与林陆的娇艳婀娜相比，只算是中人之姿，但是她永远是一副素雅柔和、浅浅微笑的样子，如清茶一杯，味道不浓烈不出色，却自有清香。而她与钱钟书的爱情，更让我们明白，原来在这善变的人世间，总有一些人还“傻傻地”坚守着永恒。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这才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钱钟书总喜欢在人前称赞妻子，以至于有朋友笑他有“誉妻癖”。

1946年，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他在自留的样书中写下了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算是男人对女人最高的褒奖了吧。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完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抄誊完后，钱钟书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和杨绛对名利一向淡漠。曾有个美国人读完《围城》，特别钦佩钱钟书，打电话给他，恳求上门拜访。钱钟书的拒绝显出他一贯的幽默风趣：“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钱钟书位列其中，电视台工作人员想找他录节目，他一口回绝，对方提出会给他一大笔酬劳，钱钟书哂笑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杨绛写过一篇散文《隐身衣》，其中提到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她说，其实卑微是人在凡间最好的隐身衣，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或许越是有成就的人，会越向往平淡的生活。从前钱钟书和杨绛最爱做的事就是读书品茶，在牛津时，他们都喜欢立顿红茶，回国后有阵子喝不到，还独出心裁想出用三种上好的国产红茶一起冲泡，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终于试验出了一种类似立顿红茶的风味。生了小阿圆，又是个小书痴，爷爷称为“吾家读书种子”，从此两人对读变成一家三口守着各自的书桌。

钱钟书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像个顽童。夏日，杨绛午睡时，他在一旁临帖，偷偷拿毛笔在她脸上乱画，有了女儿，他在女儿肚皮上画大花脸，惹得家中长辈们臭骂。他们住在清华园时，家里养了一只小猫，钱钟书特别喜欢，只要见到它和别的猫儿打架，就会拿起一支长竹竿去助阵。后来，邻居换成了林徽因，恰好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两猫打架钱钟书照样去助阵，杨绛总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邻里和睦，不断在中间调和。

有人说，相似的一起嬉闹，互补的人才能一起终老。我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人该是钱钟书和杨绛这样，兴趣相似，性格互补。

然而，幸福的婚姻，最怕的莫过于死别。杨绛说：“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1977年上半年，经历过又一场人生考验之后，钱钟书和杨绛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工作。1978年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正式出版。此时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随着岁月的流逝，钱钟书和杨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1994年开始，钱钟书的身体一直欠佳，始为膀胱部位癌变，后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

在钱钟书住院的近两个月里，杨绛在病房里放了一张床，日夜服侍。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都让她回家休息休息，暂由别人照看一下，她却一往情深地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病中的钱钟书也十分心疼杨绛，劝她回家做休整。晚上钱钟书失眠，杨绛陪坐，两人轻声夜谈。钱钟书拉着杨绛的手说：“你不失眠，最近睡的挺好，白天一累，夜里打呼噜打得跟咱家原先养的猫似的......你告诉浙江文艺，他们不是让我给你的散文集题字吗？我写。”伉俪感情之深笃，于此可见。

此次病愈之后，钱钟书又多次住院，杨绛一直陪在身边。在钱钟书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杨绛每天在家里熬好鱼汤或鸡汤送到医院里，以便与医院的营养液合在一起。

祸不单行，钱钟书还在病床上，1996年上半年，钱瑗又因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八十多岁的杨绛两处奔波，心力交瘁。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最后的爱，是护他终老。

病来如山倒，1997年3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是，想想还在病榻上的丈夫，已经孱弱如纸片人的杨绛将失女之痛深藏，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钱钟书。

女儿阿圆去世时，钱钟书重病卧床，杨绛一直瞒着他，但阿圆最亲近钱钟书，女儿逝世他早就有所察觉。钱钟书神色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一副悲戚的样子，杨绛赶忙安慰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然后又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因为安抚丈夫，她只能将难过轻描淡写，但怎可能轻易寻得自慰。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这才是她当时最真实的痛楚。

但是，再好的照顾、再深的眷恋也未能挽留住丈夫的性命，1998年12月钱钟书也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杨绛始终陪在钱钟书身边，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安慰。钱钟书停止呼吸，杨绛亲吻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按照钱钟书的遗愿，杨绛为他举办了非常简朴的葬礼。在钱钟书的遗体被推进火化间时，旁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相濡以沫一生的伉俪，就此阴阳两隔。痛彻心扉的杨绛只能默默地凝视丈夫最后“两分钟”。

“1997年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失去钱钟书的杨绛，形影相吊，过去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在那些琐碎里，凝结着化不去的深情。

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以沫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不离不弃。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2010年10月，杨绛在中秋节期间写下了《忆钟书》的诗句，道出了对丈夫无限的怀念：

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

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

为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

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

2014年，杨绛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中写道：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最可贵之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心力和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杨绛在2011年百岁之时，接受了《文汇报·笔会》的访谈，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相互欣赏吸引、支持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百岁老人，百字箴言，字字玑珠，句句真情。

死者如生，生者无愧。1998年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还是在为丈夫活着。年近九旬的她用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

2013年，102岁高龄的杨绛得知香港的收藏人要公开拍卖钱钟书生前的“书信手札”。杨绛认为书信是丈夫的个人隐私，坚决予以阻止，叫停拍卖。为此，杨绛不惜诉至法院，此事以拍卖公司的撤拍作为了结。这个百岁老人再次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尽显“护夫”深情。

光影流转间，匆匆复匆匆。从此，年光如湖，简静自持。余生里，她回忆着，潜心写作，剩下的岁月抛给她的是残酷和孤独，她却用温润的心怀，将所有不幸幻化为笔下柔和雅致的文字。只有认真历经过生命的磨砺，才能在岁月中优雅的老去。一个人的日子里，她的心里不是没有悲伤，只是她的心脏比悲伤要大。

晚年的杨绛深居简出，留着灰白的短发，有时会别个简约的黑色发箍，架着黑框眼镜，每天长时间伏案看书写作，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书。偶尔也会接受采访，说几句夹杂南方腔的普通话，温和如水，娓娓动听。从年轻到老，她永远是平静如水的模样。可是谁都知道，只有内心坚定如山，才会外表平静似水。

2011年，百岁杨绛淡看浮华，静待归途：“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平静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杨绛去世，她终于不用再在尘世间，独自怀念“我们仨”了。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或许我可以理解成为：天堂是有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样，死亡就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仨”就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永远不会再分开，这也就是这个故事最美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