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记》之《世家》部分，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也可以体味到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匠心独用，文采飞扬的艺术手法。
一、尊重史实，用笔简洁
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司马迁在“博采”的基础上，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让人一目了然。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抓住要害，改为一句话“于周室我为长！”语言简练而富有神韵，可见太史公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管蔡世家》一篇中，通过对曹、蔡两国几度兴亡的简练叙述，生动地再现出这两个小国在激烈兼并形势下的窘迫处境，以及两国统治阶级内部弑杀无已的尖锐斗争。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剧烈动荡和破国亡家相继的残酷现实。
二、取材有法、详略得当
《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抓住最能代表齐国历史发展线索的几个时期，清晰地反映了它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太公时期和桓公时期，后半部分则主要记叙了崔庆之乱与田氏代齐的详细过程。这几部分作者用笔浓墨重彩，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斑烂多姿的历史画面。其余部分则仅仅记其大概，明其脉络，避免冲淡重点部分的思想意义，真正作到了“略小取大，举重明轻”。
世家本应记载流传数世的诸侯，《管蔡世家》中，太史公却把伯邑考、成叔武、霍叔处、冉季载、管叔鲜等无后或其后人不明的都连带介绍。一是因为这些人与蔡叔度、曹叔振铎均为武王兄弟；二来这些人又不同于武王的其他两个弟弟周公旦、卫康叔那样传国久远。从有利于记叙史实的角度看，把这些有一定联系（兄弟关系）而又史实不多、影响不大的人物论列在一起，以免失考，体现了太史公在结构设计上的匠心：以介绍十兄弟起，以管蔡之乱承，然后分述蔡曹两国以结。篇中照应十兄弟的下落。全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
《陈杞世家》一篇中也体现了太史公善于剪裁、重点突出的史家手法。例如“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滕、薛、驺，夏商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于传云”。太史公大胆删削了与历史发展关系不大的小国事迹，从而使文章的主旨更加鲜明。
三、人物形象，个性鲜明
1.多种描写方法，彰显人物特点
《燕召公世家》中，作者就运用了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通过对话生动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比如：苏代为齐使燕的一番对话，透露着他十足的狡狯；鹿毛寿劝说让国的一段说辞，隐藏着他的叵测居心，而昏庸无能的燕王哙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神态堪称唯妙唯肖。再如：郭隗劝燕昭王招引贤士，理直气壮地大言“先从隗始”，于是燕昭王“改筑宫而师事之”；将渠劝燕王喜不去伐赵，以至“引燕王绶止之”，哭泣陈词，而“王蹴之以足”，这些场面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印象深刻。
《魏世家》中对安釐王的记述篇幅较长，将近全文的三分之一。主要内容不在记事，而是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安釐王的严重失策。首先是通过苏代对安釐王的批评指出了“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的道理。其次是通过秦国大臣中旗对形势的分析指出，魏如能与韩联合起来，其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最后记述了无忌反对魏王伐韩的谈话，这段谈话长约千言，对亲秦之害、存韩之利的分析极为精辟。三段谈话虽然出自不同人之口，但连系起来恰似一篇完整的谈话，层层深入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安排是颇具匠心的。
2.侧面烘托，客观评价
《魏世家》介绍魏文侯是战国初期颇有声望的国君。他礼敬贤人，以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为师；重用贤士，文臣有李克、西门豹，武将有军事家吴起。文侯支持李克实行政治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作者没有具体记述文侯的政绩，但引述了秦国人对魏文侯的看法：“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借敌国的看法来评价人物，这种评价更具客观性，更有说服力。
对李克的改革也没有具体记述，而是记载了他的两段谈话，中心是选相的五条标准。这两段谈话已充分显示了这位政治家品格与才干。
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文中主要通过记事表现其为人。他在位三十六年，前十八年靠文侯打下的基础，与诸侯交战互有胜负；后十八年则连连败绩。一次是伐赵，被齐国派田忌、孙膑用计大败于桂陵；再一次是伐韩，又被田忌、孙膑大败于马陵；另一次是被商鞅率秦军打败，尽失河西之地。这几次大败使魏国兵力耗尽，国力空虚。惠王到晚年似乎有所觉悟，想广招贤士以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孟子的一席话给惠王作了总结：“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尖锐地指出魏惠王的失败是只顾争利，不施仁义的结果。引用名人的话来评价人物，比作者直接评价更具有权威性。
3.多重性格，立体结合
《吴太伯世家》中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多重性格的立体组合。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於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再如《齐太公世家》对于齐桓公的描写，作者一方面极力写其机智果断，从谏如流，重义守信的明君风度，但也写了他晚年骄傲固执，好大喜功的思想变化。既写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伟业绩，也写他好内多宠，以致死后虫出于户的性格弱点，给人留下深深的历史回味。即是反面人物崔杼，作者也写了他两次不杀晏婴的微妙心理，表现出人物的复杂个性。还有《越王勾践世家》中对勾践的描写，他既能卧薪尝胆，俯首为奴，忍辱负重，又在称霸成功之后不惜对文种、范蠡这样的功臣下狠手。这样的人物形象给人的感觉是真实可信的。
四、有叙有议，褒贬有度。
在《吴太伯世家》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也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弑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管蔡世家》里，司马迁既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批评了管叔蔡叔的分裂行为，又委婉辩证地指出了二人叛国的真实思想根源：“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司马迁没有象那些极端的卫道者一样，把管蔡之乱完全归咎于管蔡个人品质的顽劣，表现出太史公尊重史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具有真知灼见的高度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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