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道传成分的三次变换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由于几千年来“人难胜天”因循守旧守等思想意识的束缚，加上农业依靠自然进行生产的特点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广大农民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求有稳定的土地和基本的生产资料，实行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的私有。

所以，“耕者有其田”成为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也成为鼓舞农民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

在历史上，广大农民为争夺土地等，进行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这是为生存而发出的最响亮的呐喊与抗争。

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土地革命。

毛泽东同志还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就主持制定了《井岗山土地法》，并逐渐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表布告，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1946年，中共文件出台《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明确规定：新中国所要消灭的，不是土地私有，而是土地剥削；所实行的，不是土地集体公有制，而是土地农户私有制。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

“耕者有其田”，这一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是最得人心、最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的最伟大的创造，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搞的是土地农户私有制，才彻底调动起了广大农民阶级空前绝后的革命积极性，中国革命的队伍才能够迅速壮大，解放战争才能够很快胜利，崭新的新中国才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革命没有止境。

社会要进步，历史要发展，总是要打破一些旧的瓶瓶罐罐等枷锁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的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多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为二亿六千四百万）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广大老百姓的衣食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制定了《共同纲领》，明确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规定。

1949年冬至1953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新解放区分期、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按照解放时间的先后，由华东、中南到西北、西南（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除外）进行。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冬开始，先在已具备土改条件的华北城市郊区和河南省等部分地区试点进行土改，到1950年春胜利完成。

在这种全国大背景之下，修武县侯庄街也同样面临和承担着土地改革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响应上级号召，侯庄街成立了以贫农、雇农为主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

解放初期，村子里的行政等各项大事由农会负责。

其时，侯庄街约有人口三百人，拥有耕地的家户也就十来家，其余都是一些佃户或者小作坊手工业从业者（工匠）。

由于村子小、人口少，侯庄街、刘庄村与秦厂村三个村联合成立了一个联合农会。农会主席由秦厂村的蒋金明担任。

而侯庄街的农会由秦恒孝担任负责人（实为第一任农会主席）。侯庄村农会由九个人组成。分别为：秦恒孝，秦海传和秦宝山（负责活动组织、对外联络等），闫士新是保卫班长，曹守富是战士（相当于保卫干事），穆贵英、祝秀英、王贵英（侯庄街农会的“妇女三英”）和杨金花等人负责宣传发动、入户调查、清点财物、登记造册等工作。

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作为中坚力量和骨干队伍，侯庄农会成为了土地改革的的主要执行机关，号召和组织全村老百姓形成了由大多数人以上拥护的统一战线。

侯庄村农会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上述有关政策和精神，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对全村群众的房屋、耕地、资产（牲畜和马车等农具）等进行了统一登记，并根据各家人口和经济状况，对所有农户划分了贫农、雇农、中农、富裕中农、地主等阶级成份，没收、征收了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资产，对无田无房的群众分配了房屋和土地，颁发了土地证。

全村群众庆祝翻身得解放，召开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动员大会，尽快地恢复了全村的农业生产，使全村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了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在清查资产、评定阶级成份时，秦道传家有六间土墙瓦房，一处柴草院，喂有两头牛，解放前夕因省吃俭用购买了六七亩薄田（胶泥地，非水浇地），共有耕地十多亩。

由于秦恒孝与秦道传是街坊，关系合厚，加上在农会中杨金花是秦道传的侄媳，侯庄街农会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除了留下生活必要的耕地和房屋以外，收回了秦道传的约六七亩土地，分走了多余的六间房屋，划分了富民成分。

侯庄街的农会工作抓的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一度走在了同一农会的其他村子的之前，在区里（相当于后来的公社、现在的乡镇）曾多次受到上级农会的表扬和肯定。

侯庄农会的工作经验，在秦厂村和刘庄村等周边村庄得到推广。

大约1950年春节过后的正月的一天傍晚，联村农会主席郭金明到侯庄街寻找秦恒孝谈工作。但是，他找不见秦恒孝的人影，就开始派人四下里挨家挨户寻找。

郭金明开始着急，就亲自跑到秦恒孝家里询问。

等了半天，秦恒孝的妻子才从外边窜门（修武方言，到街坊邻居家唠嗑扯家常）回来。

郭金明就历声责问她，“秦恒孝跑去哪撒欢了？让人到处寻都寻不见人！”

见是上级农会的主席亲自来到家里，秦恒孝的妻子唬得不行，以为出了啥天大的事情，就赶紧陪着万分的小心，轻声细语地说，“他去秦道传家窜门了。”

郭金明头也不回，就气吭吭地走了。

他来到与秦恒孝家有一家之隔的秦道传家，发现秦道传家的街门紧闭，就带着气愤，手拍门搭儿，气冲冲地把门叫开了。

开门的是秦道传的妻子。

郭金明也不搭话，径直走进屋里。见秦恒孝与秦道传坐在煤火上，拿着大烟袋在聊天说话，就声色俱厉地对秦恒孝嚷嚷道，“你来这儿干啥？谁让你来这儿哩？来这儿有啥可扯哩？走走走！赶紧走！”

那天，尽管秦恒孝跟着郭金明走了，该干啥干啥，没有耽误任何事情。但是自此以后，他就抑郁寡欢，心理上蒙上了阴影，为此事就患了心理抑郁症。

虽然他与秦道传一家人中间仅隔一家，祖祖辈辈在一条街上生活劳作，良善之人，世代交好。在那个时代，却因为他担心和害怕被人扣上帽子，说他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四类分子有紧密接触，政治立场不稳定，界限划分不清，担心挨人一棍子。

由于惊吓，秦恒孝从此有了心病，总是疑忌有人要加害于他，甚至在半夜三更时会从梦中惊起，嘴里直嚷嚷，“坏菜了坏菜了！又要批斗我！又要批斗我！”

心病须得心药医。

由是无法释怀，他的病始终没有好转，未能有效医治，更没法得到治愈。

不到一年光景，大约1950年年底或者1951年年初，这个一辈子小心小胆、谨小慎微，连走路都害怕踩死一只蚂蚁的一个老实憨厚的人，竟然在这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动中撒手人寰，郁闷而终。

在全国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开展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还在南方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全国实行土改做准备。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响应这一号召，河南省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工作，从1950年6月陆陆续续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在河南等新解放区全面铺开。为期两年半，大约于1952年12月结束。

修武县在这个大范围以内，主要工作任务是重新核定阶级成分、清匪反霸等工作。

侯庄街的农会工作由于秦恒孝的患病，之后便由闫某负责。

但是，因为阴差阳错的个人恩怨，闫某对秦道传心存芥蒂。

由于解放之前，侯庄街的行政管理实行的是国民党政府实施的保长、甲长制。

因为不堪忍受兵荒马乱时期的荷捐杂税，侯庄街没有人愿意当保长。

为了支差敷衍，村子里有田、有地的十来户人家就共同商量，大家实行轮流坐庄，每三个月换一个。

村子里，秦道传、秦瑞传、闫士德、秦宗传等家有田地的许多人都勉为其难地当过保长。

当保长不是一件荣耀的事，而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甚至挨打受气的一份差事。

做人难，当保长更难。保长当的差不好干，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当兵的来了，要赔着笑脸管吃管喝。吃饱喝足，这些兵痞子顺手牵羊抢上一把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防火防盗防兵匪，成为了保长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每次轮流到自己当保长前，他们都会是习惯性地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埋的埋，该藏的藏，坚壁清野一番。

交不了差，当兵的老总不愿意，稍不如意非骂即打。要想交差，就得派粮派捐项，可是老百姓经过长期这样的折腾，不愿意更没有能力承担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的捐项。

修武县解放前夕，大约一九四六年或者一九四七年，秦道传轮值当保长期间，当时在烈杠营鸭嘴桥炮楼的国民党一个副连长，来到侯庄街派捐项（粮食）。

侯庄街就巴掌大一个村子，有地的就只有那十来家人。

秦道传只能是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随着当兵的挨家挨户催讨派粮。

可是来到闫某家时，恰逢闫某的父亲不在家，只有闫某一个人在家中。

人勤地不懒。由于闫某的父亲勤快能干，家里存有两圈粮食。

两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士兵推开正在往院外走的闫某，穿院入屋，看见两圈粮食赫然堆在房屋的一个角落。

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拿起布袋就开始挖粮食。

闫某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先是被两个当兵的推搡了几个，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就紧跟着他们前后脚就进了屋，见了这情景就上前阻拦，不同意他们挖粮食， “你为啥挖俺家的粮食？谁让你挖的？”

两个国民党当兵的二话不说，放下布袋，从肩膀上拿起枪就要瞄准了他的胸膛。

这时候，紧随着两个当兵的上门催讨派粮的秦道传也刚刚走进屋子里。

当时年纪大约四五十岁的秦道传见多识广，乡里乡亲的，怕闫某惹出个啥祸端，就急中生智，上前就给了闫某两个耳光。意思是赶紧把这两个瘟神打发走。

谁知道，闫某年轻气盛，以为是他引狼入室，在从中作梗。就把火气撒在了秦道传身上，“你为啥打俺？！这事没完！你等着！”

当兵的挖了两斗粮食，走了以后，闫某气不过，就跑去找到带队的国民党副连长，说他们家粮食圈里面藏有两把枪，让秦道传顺手拿走了。

带队的国民党副连长见捐项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交差了，就敷衍着说让人了解一下情况，其实是懒得惹是生非。这一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秦道传以为闫某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没有再次提起这事，渐渐地把这件事情也给淡忘了。

闫某担任村子里农会负责人之后，就把几年前的旧事翻了出来。

他先是利用重新核定阶级成分的机会，把秦道传划分成了地主成分，说他是漏网之鱼。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秦道传却是哑巴吃黄连，心中有苦，却没法解释，只能象个无助的羔羊一样，在寒风中静待命运的安排。

在村子里开展清匪反霸的过程中，闫某再次使风，趁机告发，说秦道传家里私藏枪支。

事实上，在解放前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大背景之下，只要是家里有几亩薄地、有点房产和粮食的庄户人家，都要准备着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条件好的就购买枪支，目的只是为了自保自卫。

中国共产党解放修武县以后，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把枪支上交或者丢弃掉了，大家都认为这东西是不祥之物，没有人再私存私放了。

闫某抓着这个理由，逼着让秦道传交出私藏的枪支，秦道传交不出来。

几次批斗之后，精神上已经无法再忍受的秦道传就随口说把枪丢进了坟地的土井里了。

闫某就派人带着秦道传的儿子秦家荣到现场捞枪。

派去打捞枪支的十二三个人到了土井跟前以后，轮流换班拔绳取水，结果井水一直上涌，几乎快弄一天了也不见水底。

他们个个都累的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只好作罢。

闫某就认为秦道传不老实，是在对抗政府。就把秦道传认定为了带把（霸）地主。

秦道传眼看着儿子秦家荣已经二十多岁，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因为自己还顶着一个地主的帽子，秦家荣的婚事遥遥无期，在村里也呆不下去了。

秦道传就想起有一个妹妹远嫁到了三门峡，他就让秦家荣去投奔姑母。

秦家荣千里迢迢找到了姑母。表叔小土在三门峡火车站工作，业务精熟，为人刚正不阿。经表叔介绍，秦家荣在这里安下身，开始扛包当装卸工，勉强度日。

秦家荣出走以后，秦道传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闫某认为秦道传是在畜意放人，有意让秦家荣逃避农业劳动，不支持村子里的农业生产。

在东关大碾盘（火神庙）召开的一次区农会工作会议上，他就把秦道传的事情上报了出去。

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当时的区领导也不询问也不调查，派人直接就把秦道传收了监狱。而后，又强制把秦道传带到了待王镇北边的白庄村接受劳动改造去了。白天黑夜不让回家，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大约一年半以后，有一次在待王铁路边，秦家儒遇到了三叔秦道传，就问他，“距离家这么近，不能有空到家里看一看？”

秦道传叹了一口气，说，“不能回家。随时随地有人看着。在这儿干活还可能有个活命，回家就保不准了。”

秦道传在白庄劳动改造期间，远离故土的秦家荣也辗转落脚到了洛阳火车站，靠打临时工过活，生活才得安定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秦家荣在洛阳火车站遇到了一个招工的机会。

一匝没有四指近，毕竟是血浓于水。

秦道传的一个侄孙、时任侯庄街大队会计的秦长远（秦福顺的父亲），偷偷开了介绍信，秦家荣的招工手续方得以办正。

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秦长远却为此事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一些村干部开始对他进行质疑，认为他为亲属行方便的行为违背了党性原则，批评指责他辜负了党对他多年来的培养和栽培。

秦长远先是被停了会计职责，闲置不用。后来是下放到生产队务农几个月。

因为受到排挤，从此，他就远离了村子里的一切政治生涯。

（此事在秦长远的心里一直发堵，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久，修武县粮食局下属面粉厂招工，秦长远由于娴熟的会计业务能力有幸入围，并一直干到退休。）

而秦道传在白庄劳动改造四年多以后，饿得皮包骨头。身患多种疾病，才身心疲惫地得以返回到侯庄街家中。

而当时，正逢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的时代，1960年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债务，粮食紧缺，生活最紧张。菜地里连个菜叶都找不着。

人们迫于无奈，只好用玉黍裤（玉米棒的外包衣），用水浸泡烂以后，再煮、蒸成为淀粉馍，用以充饥，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眼皮浮肿，脚踝或者小腿水肿得象个棒槌，由于体内水分太多排不出去，造成体重增加，人却浑身无力。严重的饥饿，造成许多人因浮肿而死亡。

秦道传经历四年多的劳动改造，正逢经济紧张的年代，长期的精神折磨与营养不良，使他身患多种疾病，大病一场之后，没有再起床，到六十年代末期病死家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时光可以抹去历史的场景，岁月可以磨灭许多美好的记忆，而心灵的创伤需要用心才能抚平。

孔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虽然在多种场合，闫某对这件事深表后悔和歉意，但是这许多年来的自责与忏悔，又有哪一个外人能道出一丝一毫呢？

天使与魔鬼往往在一念之间。

善心上涌，人就是善人，行就是善行。

恶念不抑，人就是魔鬼，行就是劣行。

心结要打开，需要诚心诚意，需要善行相辅。

心结如果打开，满天将尽是彩云，笑意就会布满脸上。

相信秦道传与闫某在九泉之下，也会相逢一笑泯恩仇。

好在这些事情，如风儿一样，已经烟消云散。

好在人世间，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需要我们去回忆。

好在善良善心，已经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之中。

2018年4月10—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