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合欢树，碧绿的羽状叶子间，开放着一丛丛粉红色的绒花，树荫下，一排青砖红瓦的苏式瓦舍，是《新一中报》编辑部兼印刷所，它在疾风暴雨的"文革"年代，显得格外宁静与温馨，恍若世外桃园。
我把它称作我的庇护所。
一个"反军派"学生组织成员，竟然被邀进对立派别的核心舆论阵地一起和谐相处，共同办一张校报，并逃过一场关乎自己政治命运的劫难，不能不说是"文革"中一个传奇式的经历。
1968年春天，经历了近两年的"文革风暴"，随着新一中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邯郸一中这所冀南名校恢复了平静，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校园，学生开始复课闹革命。
本以为，复课后的校园，将重现朗朗的读书声，师教生学，一派祥和的景象，然而历史常常捉弄人，就在两派学生造反组织放下手中的枪杆子，重新拿起笔杆子复课学习之时，又一场规模空前的巨大政治风浪骤然兴起，这场空前惨烈的运动叫作"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它提出的口号是"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及地总派的一切余毒"，并"揪出冀南的变色龙，揪出冀南的小爬虫"，进而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在这一口号下，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总派坏头头与骨干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与社会基础，更为荒谬的是，极左分子在邯郸的代理人公然提出"反对邯郸驻军就是反军派，地总派是反军派，反军派就是现今条件下的反动派"的口号，于是，大批人被关押、被酷刑折磨，有人被活活打死，有人被迫自杀，一场腥风血雨重新笼罩在古城邯郸上空。
1968年4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校园内与一墙之隔的丛台公园已是绿意盎然，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让我去参加一个"火线学习班"，顿时心中一紧，我深知，这个"火线学习班"，专门为"反军派"地总成员所办，此去凶多吉少，既然叫"火线学习班"，起码要对自己"站错队"敢于刺刀见红，死不了也得脱层皮!不知为什么，当时是抱着一种大义凛然，慷慨赴往的心态去报到的，然而在这个学习班里却没有多少火药味，参加人员既没有"黑五类子弟"，又沒有"打砸抢"冲锋陷阵的坏头头，而是一些像徐文彩与我这样的文革前的共青团员及文革前比较优秀的学生，且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既使是学习内容，也多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邯郸日报》社论和文章，较之那些被关押、被拷打的学长与老师，是无比地宽松，然而，很久以来笼罩在心头的隐忧却一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那就是在1967年12月我所办的一份油印小报与小报上攻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陈伯达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是排在毛、林、周之后的中央第四号大人物，而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办小报攻击反对他，按当时的说法，性质十分严重。
1968年初，邯郸市第四中学17岁的宋淑芬，仅仅在课桌上刻下"陈伯达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一行不易为人察觉的小字，就被以"攻击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的罪名判处17年徒刑，在邯郸市体育场上全市10万人公判大会上，我亲眼目睹了她被五花大绑，万人声讨的场景。而我竟然油印800份小报，散发于闹市，每想及此，总是心惊胆颤，成为心头大患。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是暮春一个早晨，班文革小组一位同学通知我:"到学校专案组去一趟"，并明确说是有关办小报反陈的问题。听到这里，我故作冷静，但心中犹如十五个吊桶一一七上八下，心想:"完了!"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没经历过文革的人绝不会理解，摊上政治案件，轻者，断送了政治前途，重者，是有性命之忧的!
当我走进群众专政委员会专案组，一位高三年级的学姐正在查阅档案资料，她看我进来，全然沒有那个年代严酷的"政治表情"，她较为平静地问我:"你这个孩子，怎么想起办那么一份报纸，还叫《十二月风暴》，你不知道厉害呀？这位学长是文革前"一帮一，一对红"，与我们班结对子的辅导员，她略带嗔怪与着急，但又像大姐对小弟一样地爱护，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离开专案组，心中还充满对于学长的亲切与感激之情，以为这一案件有了了结。
接下来的情况，更出乎我的预料。正当全市、全校狂飚迭起，"十二级台风"越刮越猛，各种骇人听闻的"肃清"运动从各处传来时，又有一天，班里通知我:"到《新一中报》去一趟，我一听，又判断，这次去不定是爷爷、是奶奶呢!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入《新一中报》编辑部，迎接我的是陈民玉与秦红军两位高中学长，其中陈学长对我说:"好好干小伙子，前途大大的有!"秦学长不善言词，一脸的厚道，他只是说:"今后，我们一起办小报啦。"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一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外面风雷激荡，这里却和风细雨，俨然两个世界。看着窗外的合欢树，桌上的一块块刻字钢板与一筒筒刻字蜡纸，还有一摞摞《新一中报》与外地交換过来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以及两位学长文雅的举止，一种安全感传遍全身。《新一中报》是邯郸"新一中"革委会的喉舌，作为对立面造反组织的成员，且被定性为"反军派"，我能进入新一中革委会的核心舆论阵地，简直连想都想不到!
更为幸运的是，《新一中报》几位学长，待我这位小学弟十分友善，一中校友中，人才济济，无论是学识还是才华，很多都远在我之上，何况，文革暴发前，我仅仅读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是因为我小小年纪就办了一份轰动全市的反陈小报吗？
整整五十年过去，我仍然思念着陈民玉、秦红军两位学长。秦学长，当时留着短发，嘴唇上有一抹浓浓的小胡子，大大的眼睛透着兄长般的和善，他说话没有高声，跟我说话就像哄着小兄弟玩，从来都是商商量量的语气，然而，当他进入工作状态，一种静气了然于身，他拿起刻字铁笔，只听吱吱一阵轻微的响动，一行行清秀典雅的仿宋字就跃然出现在蜡纸上，他能在蜡纸上刻出精致的图画，可以用红、蓝、黑、绿四种颜色的油墨套色印制成一张八开两版的彩色油印小报。20年后，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创办了一张厂报，就是当年跟他学会的刻印技术印出三色、四色套印的彩印小报，曾引起全厂干部、职工的惊叹，这不能不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1968年夏，法国百万工人涌上巴黎街头，震惊世界，《人民日报》刊发长篇报道并配以传真照片，我突发奇想向秦学长建议:"咱们《新一中报》能否仿照那帧传真照片刻印在上面？"他欣然答应。在油印小报上刻制新闻传真照片，真是绝无仅有!要知道，那时的传真照片，是正规报社接收新华社电讯传真过来，再在铅板上以微小的点状颗粒组合而成，在钢板上以蜡纸、铁笔刻制，仿若天方夜谭，但他硬是刻制出来且维妙维肖，可见"一中有奇才"并非虚言。
《新一中报》编辑部，陈民玉学长是负责人，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性情爽朗，诙谐幽默，只要他在编辑部，必然欢声笑语，气氛活跃，他以文字见长，才思敏捷，一篇文章一旦确定主题，就很快构思成文，而且层次清晰，逻辑严谨，遣词用句十分讲究。一次，他把《新一中报》的刻版任务交给我，而我进得编辑部以来，从来都是打打下手，没有独立干过刻版活计，于是再三推辞，可盛情难却，只得赶鸭子上架，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终于独立完成一期《新一中报》的刻印任务。
学长们对我的信赖终生难忘。1968年11月的一天，市革委教育部要从市内中学抽调人员编写中学教材，编辑部与学校准备推荐我参加，秦学长在一旁夸奖我:"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啊!"一时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学长们一再甘当人梯，他们以博大胸怀，沒有派性之见，在我几近落难之时，不仅保护了我，还把兄长之爱无私地给予了我。
三年之后，下乡回城，无意中得知一个迟到的消息，1968年，在"十二级台风"中，我被代行公检法职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地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立了专案，但最终不了了之。五十年来，它一直是个大惑不解的迷团。是我的贫农家庭出身救了我？是父亲的老革命身份救了我？是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品学兼优的清白历史救了我？但可以肯定地断定，是那位专案组的张学姐，是《新一中报》编辑部的学长们，我亲爱的校友们，在劫难中保护了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