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这天是母亲节。我在省城办点事，上午还艳阳高照，一件短袖挺合适，中午下起大雨，气温骤降，下午如果不加衣服，那可能要受寒感冒了。
我一边开车，一边默念了一句民谚：“四月八，冻杀鸭”。看日历，果然是农历四月初八。
这句民谚是妈妈教我的。她还教过一些，例如“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江边走”。我注意过，这两个时间，确实常会刮起大风。因此，我对家里这位气象专家的预测，相当信服。
妈妈步入老年后，对气象的关注，远远不止收看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她全天候守着气象频道，获取不断滚动更新的气象讯息。手机换成智能型的以后，更是上升到了实时掌控的地步。她乐此不疲，目的只有一个——精准地安排孙儿的穿着，以免受冻或过于暖和。
妈妈精于气象之学是有根底的，她在农村妇女中，是一个有见识、有文化的人。
我外婆的四个妹妹，都嫁给了北京和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妈妈在那两个城市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曾经有她嬉戏玩耍的身影。
两个月前，上海的表哥（大舅的儿子）用微信发来一张黑白老照片，那是我外婆、大舅和妈妈大约1957年在上海中山公园一口大铜钟前面的合影。表哥还附了这口大铜钟的彩色新照片，钟上刻有两行洋文。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百度之后，发现这竟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件见证物。
话说1865年，纽约市铸造了这口大铜钟，钟底直径1.92米，高1.22米，重约2吨半。1881年运来上海，置于公共租界，是上海最早的救火警钟。后来救火不以钟为信号，遂于1922年移置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供游人观赏。1958年“大炼钢铁”时失踪。新照片里的铜钟，是2013年做的仿制品。而妈妈有幸在那件历史文物遗失的前夕，跟它一起留下了影像。
妈妈回到湖南后，在临资口镇完成小学教育。听说她当年的功课极好。我看过她写的字，端正秀丽；听过她清唱革命歌曲，嗓音优美、动听，跟那个时代的唱片和影片里的歌声毫无二致。只是她不爱显山露水，才艺很少展示。
随着政治形势“左”转，“阶级成分”不好的子女得不到升学的机会，妈妈也就成了亿万农民中的一员，她所经历的一切，跟农村其他女性没有区别。在田间，春天插秧，夏天“双抢”，秋天收割，一样不误；在家里，蒸茶煮饭，洗衣浆衫，喂猪打狗，一样不少；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照顾亲戚邻里，一样也不松懈。
爸爸外出务工的时候，妈妈还得揽起本来属于男人的力气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挑着一担稻谷，上百斤重，走一里多路去碾米，腰肢在重担下一步一扭，身体在行进中已经变形，随时会被压垮一样。姐姐和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肩挑的活儿抢着干，这大概是姐弟俩后来身高有限的缘故吧。
爸妈凭着辛苦劳作，养大了子女，盖起了楼房；十几年前，迁入了我所在的小县城，虽然说不上富贵，但也无衣食之忧，无顽疾之痛，安稳平和，岁月静好。
人的衰老如同太阳总要西沉，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即便如此，灿烂的晚霞同样美丽。惟愿父母的晚年生活，每一天都是妈妈最喜欢的气候——风和日丽，冷暖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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