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在“二战”后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没有之一。不过要对哈贝马斯进行定位是有点困难的。众所周知，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受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影响，他积极介入社会，认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不是单纯的描述和理解，而是要批判和改造社会。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依然思路清晰地坚守在学术岗位上，十分让人钦佩。一般来说，很多学者都具有冷静的头脑，却缺少革命家、宗教人士等行动派所拥有的热情。能将“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结合起来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可谓是业内标杆，而哈贝马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哈贝马斯延续了对人类理性问题的思考，并且想要对以往理性的理解进行修正和补充。他的这些想法集中体现在《交往行为理论》这本书当中。哈贝马斯和西方的大部分哲学家一样，把理性看作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的最终立足点。他的任务就是要矫正人类现代的“理性病症”：一方面要对理性进行系统的梳理，发现现代社会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交往理性”，希望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一条出路。哈贝马斯说：“要在日常实践自身中，在交往理性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之处，去发现这种理性的顽强声音。”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呢？它又如何来治疗现代人的理性病症呢？
想要明白什么是交往行为，首先需要回答另一个社会学问题：人类具有哪些基本的行为类型？哈贝马斯继承了以往一些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他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分类。
第一类是目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以达成某种目的。这和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高度重合。目的往往非常明确，问题是要找到恰当的手段和方法去达到目的。目的性行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每日出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你要去一个目的地，就要综合考虑、选择最佳的交通方式。
第二类是规范调节性行为。这种行为所涉及的不再是独立的人，而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人是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这意味着人的行为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就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共识，大到道德规范，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包。
第三类是戏剧性行为。一个人如果是剧场中的演员，那么出于角色的需要，他要掩盖自己的性格或者情感。人在生活中总要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不能向他人完全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流行语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也是对这种行为的调侃。
第四类是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交往”也可以被翻译为“沟通”，是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交往行为的目标是运用交往理性，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协调人们的计划和行为。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的核心是，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一方要说服另外一方，就要接受他的观点或者立场，最终让不同的人克服他们一开始的主观立场，形成主体间性。例如，老板对员工说：“你给我倒一杯水来。”其实员工心里并不想给老板端茶倒水，只不过因为老板手里掌握着升职加薪的权力，员工才同意。这就不是一个交往行为，这相当于老板“花钱”购买了员工的服务，这依然是一个目的性行为。但是如果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告诉小朋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小朋友听了之后认为应该尊敬老人，所以很乐意地给老人倒了一杯水，那就是一个交往行为了。内心真正接受了一个观点，心悦诚服，才能完成交往行为。
因此，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主要是占有，而交往理性主要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它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取得共识。交往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既可以沟通思想，获得别人的理解和谅解，更新文化传统，也可以通过语言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核心。交往行为要达成的理想就是所有平等的个体都能“讲道理”，以理服人，真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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