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跟我说她快要结婚了，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当伴娘，我蹲下来看脚底下的这条河，说，“我应该不会回来了吧。”——内心无比肯定，措辞上却略带抱歉的委婉。
这条河从我小时候有记忆起它就存在了，晴天清朗，雨天浑浊，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最后流向何方，小时候问过大人，他们说，某个山上下来的吧，总归会流进别的大河里。它不是地理课本里的黄河长江，它不是划分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暖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所以起源地不重要，流向不重要，目的地也不重要。甚至有没有名字都不重要。
有个夏天我和朋友坐在这条河的一个石板桥上，把脚泡在河水里，漫无目的地唱不着调的歌，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话。结果她的一只拖鞋就被水冲走了，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她把另外一只拖鞋也扔进了水里。后来只能赤着脚赶回家看下午档的动画片。为了彰显义气，我把凉鞋拎在手上，就这样两个人赤着脚走回家。
那是个浓郁的夏天，午后的石板路散去灼热，带着亲切的余温，路旁的树木苍翠地伫立着。
而眼下这棵枯树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它枝桠像贪婪的触手，无节制地伸向天空索取。周围的群山呈现一种符合冬天的灰绿色，我能看见，那种低沉寂寥的色调下，储藏着的强烈的生命意志。它们周而复始，等待着好时机。
我是过来写生的，想画这棵树，那片房子还有那些山。我站在离树十来米的小路上，太阳毫不客气地刺进眼睛里。
一位不太熟悉的阿姨走过来搭讪。
“哟，你在画画呢，真不错。”她把脸凑过来看我的本子，又扭着头端详我。
“对呀，在家闲得无聊。新年好呀！”我对她笑一笑示以礼貌。
“新年好！你学这个多久了？现在工作了还是在上学呀？”
我一边勾着线条一边回答她。“我工作挺长时间了。”
“那你在干什么工作啊？”
“工资高不高？”
“有男朋友了吗？”
“我家小孩也在给他学画画，他自个挺喜欢的，我们反正也不懂，就给他报了班，每周一两节课……哎呀，小孩子教育费可不便宜啊，我们家………”
最终还多亏一通电话将我解救出来，那位阿姨因为接电话而不得不终止对我的盘问，以及泉涌而出的倾述欲。
我画了一会儿后发小就过来了，给了我一个青梨，我们一边啃咬一边交谈。她说了很多，关于她的工作，她的感情生活，她对生活目标明确的打算……也问我一些问题，我不是刻意回应寡淡，只是好多事对她再也无从说起。她只好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从工作的事讲到她和男朋友的恋情，接着又讲回工作的事，又讲回她的恋情……
她说她今年就要结婚了，打算明年就生小孩，房子买在哪儿，她爸妈很看好她男朋友，甚至吵架了都只责备她……语气口吻跟刚刚离开的阿姨相差无几。
她们都喜欢迫切地向人摊开自己的人生，在那乏善可陈的生活里，用按部就班走着人生常规流程的精神证明自己。
我想起我最近总是做很多梦，很多关于从前的，熟悉无比又不切现实的梦。那些梦境琐碎又冗长，它们莫名其妙地开始，又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戛然而止，不具体，图像不清晰，要讲起来也没有什么头绪。像塔可夫斯基在你脑子里导了一部电影，将弥散状的思绪聚拢，又任其消散。
我记得梦里会下雪，空气冷到好似讲出来的话都会变成冰棱往下掉，但四周很静谧，没有任何东西舍得打破这种庄严。世界变得很亮堂，是那种一尘不染的亮堂，人走在雪地里也变得很亮堂。
记得梦里有爷爷，他一如往常的伏案写字，摘抄一些养生知识或给杂志上的某篇诗歌写批注。鼻梁上架着那副老花眼镜，烟灰缸上方还飘着丝丝缕缕的烟雾。房间里的陈设还像那样，旧蚊帐，旧木桌，灯罩泛黄的台灯都完好地呆在它们该呆的地方。
我在梦里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正和那位发小在一棵树底下挖坑，我们把一个装了一些小玩意儿的铁罐子埋进去，严严实实地填好土，又用小石块围在外面做好标记。
梦里的我后来去了很远的地方，每个人都留在那儿了。而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白先勇老先生写的《台北人》里都是些破碎的故事，我想起那些因为历史原因而离开家乡的人们，那老兵、那学者、那舞女或那生意人……他们的故乡很具象，是对某种东西的方言讲法，是保留中秋节的某种习俗，是人生巨大变迁之初的切实经历，他们的故乡是难以回去的彼岸。
而我往回航行，却发现故乡是一座老房子，远处看来是还从前的模样，只是里面早已经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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