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达尔文进化论
1859年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后,支持和批评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20世纪,有关进化的各种理论得到新的飞跃进展,不同有关进化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而达尔文进化论确实显示出其落伍和不足,为便于我们修正、补充和发展新的哲学思想,本文收集整理了有关进化理论方面的一些新观点和思想(如孙关龙先生文章《达尔文进化论的局限性》等),并挖掘了哲学方面更深层次的新思维。
一、进化和达尔文进化论
要对进化作出中肯严谨的讨论,首先让我们来给出进化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生物)系统是进化(良序)的,是说该系统比起其之前来说,身体结构更繁杂,生物功能更优等。从进化的定义来看,生物进化有两种情况:一是物种的新生,新物种的出现,这种新物种比以往同类物种优越,或为更高级的物种。
二是原物种的功能强化更优越。植物主要表现在体壮、丰产,抗灾抗病性强,为适应客观环境,内在潜伏功能得到快速发挥。对动物来讲不仅表现在体格上的优越,而且表现在智力上更优越。
我们来看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是怎样描述生物系统的进化的。
1、生物系统是进化的。现代生物有共同的祖先,现代生物是自然演化发展的结果。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在发展过程中,旧种灭亡,新种产生。
2、生物系统是通过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进化的。生物繁殖很快,为了生存需要争取空间、食物而进行争斗;在斗争中发生变异,适应生活环境的生物得到发展,形成物种。不适应生活环境,便被淘汰遭到灭亡。即物竞天争,适者生存。1860年,马克思指出:“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总是有规律的,历史是在进步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二、非达尔文演化论
这里对非达尔文的观点进行整理归纳如下:
1、生物演化论
从我们进化的概念来看,达尔文首先在进化上概念模糊,第一点还能正确描述进化: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而第二点则是说选择生存者进化。我们知道皎皎者易污,佼佼者易折。物种中优秀者往往适应性并不强也就不能生存下来,从古到今能生存下来者,未必就是优秀进化者。虽然野草的生存能力要比庄稼强得多,但庄稼的品种通过人工筛选优化要比野草优越得多。 所以在进化讨论中必须要把进化与生存、存在和出现区别开来。几十亿年来的生物史与其称为进化史不如改称为生物演化史更为确切,在学校教课书以生物演化论的系统介绍取代现代达尔文进化论的专一介绍,让学生从小就能接受互助友爱的精神。
自然选择进化更是难以说通,自然选择不是人为地有控、有目标地选择,龙卷风卷过被受害的物种,火山爆发湮灭的物种未必就是劣势物种,在自然灾变、病害和格斗中幸存下来的物种、群体和个体未必就是优胜者。有科学家预测世界物种演变的结果将只剩下人类及家禽家畜、老鼠、昆虫和细菌病毒,这难道就是自然选择进化的最高境界?落后战胜先进的事例在历史和现实中不可胜数,物种的演化不单有前进性演化,而且有非前进性甚至倒退性演化,包括既非前进性、亦非倒退性的停滞性演化。物种的演化局部是有规律的,整体上来看则是随机的、模糊的、浑沌的和突变的。物种相比,也很难评定谁一定是先进的,如人的举重能力不如蚂蚁,跑不过马,不能象鸟类飞,不能象鱼类游,体积不如牛,重不如象,耐寒耐热耐变适应能力弱,但人类擅长心智,会用工具,懂得结社互助。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的生活不仅得生存,更重要的是社会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人更具有同情心、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生活活动的权利,把人只限于生存权就是把人看做是动物。
2、物种突现论
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的物种是突然产生出来的。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即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带壳后生动物群,亦是世界上公认的爆发性产生的动物群典型,澄江化石门类繁多,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腕足动物、节肢动物、脊椎动物等在內的40多个类群的100多种动物,涉及当今动物界大多数門类,还有許多是无法归在现有门类的绝灭类群。澄江化石群在这样短的地质时间內,完整记录了比当今門类还多的动物类群突然产生的情况。这些新物种是突然产生出来的,是特创的,而不是由其他物种渐进或突变进化得来的。
有大量事实说明,30多亿年的生命演化史上爆发性出现的现象屡见不鲜,类似澄江动物群代表的'寒武大爆发'那样的突现现象,在生命演化史上至少还有'
埃迪亚卡拉大爆发'、'三叠大爆发'、'早第三纪大爆发'等。
现代生物链学说说明,世界生物系统如同一个链条,缺少任一环节,都不成为链条。很难想象,只有低级物种的生物系统如何能存在。如果如达尔文所说,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过来的,那么30多亿年来,就会在一些时间域内,没有更高层一级的生物,袋鼠、野兔、水浮莲。。。就会泛滥成灾,但我们并没有找到哪个时域的化石(如寒武世纪化石)证明该时域中由低一级生物进化多出多来的物种化石(据悉达尔文时只找到几千块这样的化石),或者辟如说给出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的时域化石证据。
3、物种突变论
在外在因素影响下,原物种的基因产生突变,产生新的物种或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生物界的飞跃也是一个接一个。美国探险家在非洲一湖泊旁遇到凶猛的食人青蛙,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基因突变产生的新物种。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出现“鼠大如牛”这样的现象(有人说这更可能是一个愚人节的新闻。)说明生物物种的出现是渐进与跃进交替的过程、间断平衡的模式,以及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的种种作用。新物种与旧物种相比,有进化有退化不能概言之是进化。
鉴于大量事实,美国科学家埃尔德蕾奇和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演化理论—“间断平衡论”。该理论较合理地解释了生命演化史上的很多记录,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生物界的演化不但有渐变,而且有飞跃。达尔文的“自然界无飞跃”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4、潜功能和显功能的代替
20世纪90年代专家们就已初步探明,高等植物体内大约有十万个左右的基因,而通常表达出来的基因只有其中的35%左右,潜力很大。研究表明未充分表达的基因的功能及其作用方式再设法加以利用,应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率。最近在国外发现,至少在植物体内发现数十种对基因有诱导或活化作用的植物内源抗逆信号物质。例如,脂落酸、茉莉酸、水杨酸、乙烯、细胞分裂素、细胞激动素、油菜素内酯、维生素E、维生素C、甲壳胺、琥珀酸、亚麻酸、草酸、苯甲酸与氨基R、酮戊酸、谷氨酸、Ca2 、Cu2 ----等等,有关它们的作用机理、作用范围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广应用等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由各国科技人员积极地进行。
而达尔文所强调的那种连续渐进的进化过程、线性进化模式和缓慢变异积累的新种形成作用,不过是生物在特殊环境下潜功能和显功能的置换。
5、互助生存论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物种是按几何级数进行增值的,具有巨大繁殖力,但存活下来的仅占极少数,就想象断定动、植物界存在着十分剧烈的生存竞争。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形成新种。由此,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达尔文进化论中明显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生物的斗争,没有看到生物之间的互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斗争。(可能是受恩格斯的影响,所以第二国际的很多领袖提出阶级调和的思想,而苏式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可能没有接触到生物互助的学说),因此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应比苏式社会主义更先进。
在自然界,无论是物种内部各个个体之间,还是各个不同的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当然确实存在着“生存竞争”问题,这是达尔文对生命科学的一个贡献。但是,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的成果和大量事例告诉人们:在自然界,任何物种或个体、任何一个种群和群落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既不存在脱离于生态系统的孤立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也不存在脱离于生物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生物个体、物种、种群、群落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互助现象,它们与环境的关系,是既有竞争,又有互助协同的。
6、突灭论
生物的灭亡有两种:一是达尔文主张的,渐变形成的新种取代了老种,称之为渐灭论;一是突变论者主张的,在较短时间内的生物整体性地灭亡,例如恐龙类动物在白垩纪末期整体地突然灭亡,也就是集群性绝灭。有人把它称为'生命史上的灾难性事件'、'进化时钟的逆转'等。自距今57亿年的寒武纪初以来,有人统计明显的生物突灭事件有15次。其中'奥陶大绝灭'、'泥盆大绝灭'、'二叠大绝灭'、'白垩大绝灭'4次事件是大家所公认的。例如,在'二叠大绝灭'
事件中,仅海洋动物当时即绝灭了200多个科,海洋无脊椎动物当时约有700个属绝灭。
达尔文只承认渐灭,不承认突灭。他在《物种起源》中说:'确信通常的世代演替没有一次中断过,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还认为承认突灭'是已经走进了神秘的领域,不再属于科学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兴德沃夫最先提出了'新灾变论',以后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在宇宙和地球演化史中,包括生命演化史中,出现过一系列的突变和灾变事件,引起突灭;突灭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等特点,且以外因为主,例如超新星爆发、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太阳耀斑爆发等。灾变现象普遍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是宇宙和地球演化、生命演化的一种基现象,对新事物诞生和旧事物死亡起着主要作用。提出突变是自然界和生物界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7、大进化论
20世纪4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R.B.戈德施米提出了“大进化”观念。戈氏认为达尔主张的通过自然选择积累的微小变异,只能在物种范围内进行,即为'微变';而对生命演化史而言,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小进化”,而是“大进化”。他认为“大进化”是通过系统的突变而产生新种、新属,甚至新科。以后的学者多把研究种以下的进化称为“小进化”,把
研究种以上层次的进化称为“大进化”。
“大进化”的模式告诉我们,生物进化不但有达尔文的线性进化换式,还有多种相关线系构成的谱系进化,以及非线性进化。即生物不仅有直线性进化,而且有分岔性进化,增加生物种类的歧异度,结果形成新属、新科、新目等;不仅有达尔文强调的渐变、匀速的进化模式,还有间断的进化模式,认为进化是由快速的跳跃性进化与长期的非匀速的渐进性进化交替构成;不但有辐射性进化,还有超同性进化、平行性进化等等。而且,对生物进化而言,不但有达尔文所看到的种的进化,还有达尔文当时没有认识到的种群进化、群落进化、生态系进化等。
8、中性学说
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由自然来进行选择的,在《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后的100多年时间中人们对此也没有提出过疑义。但是,在1968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首先提出了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简称中性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了挑战。第二年,美国学者JL.金和T.H.朱克斯用大量分子生物学实验和资料肯定了这一学说,并把这一学说称为非达尔文主义。其要点是:认为生物演化的主导因素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不好不坏的中性选择;新种的形成主要不是由微小的长期有利变异积累而成,而是由那些无适应性的、无好坏利害之分的中性突变积累而成。即生物在分子水平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既没有好坏利害之别,又没有适应和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中性学说的出发点是中性突变,在中性突变过程中,哪一种变异能够保存下来,哪一种变异趋于消失,全靠机遇没有规律可言,而不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生物分子的演化是生物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性学说能解释许多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所不能解释的生命进化现象。因此,说中性学说是从分子水平填补了生命进化的空白点,是毫无愧色的。
9、现代综合论
事实说明,生命世界进化的形式是多彩多姿的,形成生命进化的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进化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进,还有跃进;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灭,还有绝灭;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小进化、前进性进化、线性进化,还有大进化和分枝性进化、平行性进化、停滞性进化、非线性进化等;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种的进化,还有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的进化。生物之间不仅存在有达尔文提出的生存竞争关系,还存在着协同生存、共同进化的关系;决定生物进化的原因,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还有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等。我们再也不能局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而应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新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理解生命、观察世界。亦应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综合已有的揭示生命进化的达尔文主义、间断平衡论、新灾变论、突变论、大进化学说、协同进化论、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等各种理论,去构建新的进化论。
现代综合学说完美地解释了微进化和新种生成,并认为由微进化和新种生成的研究所得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大进化。但是一些生物学家对这个推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生物大进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机理。按照他们的观点,生物新类型的产生是在生物胚胎发育过程中基因突变的结果。胚胎发育时的微小突变可以导致成体的巨大变化。最近发育生物学的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某种基因的表达速度变慢,就会使鱼鳍变成肢足。可以预见,随着发育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进化难题将被解决。
现代综合学说也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因此这些新学说,比如中性学说,也就被称为非达尔文主义。而在持保守观点的人看来,这些新成果与现代综合学说并无质上的冲突,也可以被综合到现代综合学说之中去。不管怎样,自从创立以来就备受攻击的现代综合学说仍然是进化生物学的主流学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综合了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等新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分子综合”学说。
三、社会达尔主义
达尔文的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思想,立即为强权主义者所接受。对待其他民族,他们认为殖民地人种是不适应的弱等者理应是被他们压迫的。达尔文主义似乎暗示,这是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物种起源》的副标题就有此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族”。“适者生存”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纳粹将这种种族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了极点。雅利安人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类型,注定要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种族则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
对待本国人民,(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对下层阶级不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他们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偏见辨护。他对那些事业上失败的人丝毫不屑于同情:懒惰者与无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惩罚,任何使挫折得以缓和的企图,都只会为软弱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从生物学的起源看,纳粹主义与斯宾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结合物。公民服从于国家,以及伟大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抱负代表了国家目标这样的信念。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
四、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利于社会进步
目前,在中国特权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他们渐渐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祭起了早已被淘汰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他们的适者生存哲学指导下,公德不讲了,为社会进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给遗弃了,创造性的工作、独立思考的精神、坚持真理的追求不见了,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宁断不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社会正气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日益淡化了。他们整天就是适应、吃透、领会、紧跟和贯彻上级和领导的思想,看风转舵阿谀奉承阴险奸诈,他们嘲笑清正廉洁一身正直的干部是不适时务。于是错误的政策和方案一错就是一大片,贪污受贿犯一拔一箩筐。
他们不知廉耻地自称为是上等人,是真正的金子。其实他们当中很多是低人儿,管理出笑话,做工做不好,教书教不来,科研出不了成果,仅仅靠手中的权势不公正不公平地优败劣胜。比他们智慧勤劳正直地工作学习的优秀者却下岗失业。他们对人民因为他们的懒惰享乐失误而饥寒交迫熟视无睹,反而认为人民是弱智者不适时宜者,使尽冷嘲热讽冷漠之能事,毫无同情心。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遮盖他们不公正的黑暗手段,转移人民的视线,中国人民是极忠厚老实很易听话服从的人民,只要有一口饭吃都会安分守己,那些不负责任鼓吹弱肉强食的特权阶级,硬把老百姓们推向走投无路的困境的话,必将付出血的代价。
为麻痹和松懈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居然连篇累牍地宣扬停留在落后游牧制度下的(明朝的外族)满清统治的合理性,他们甚至吹嘘什么清朝已经稳定,反抗就没有必要,抵毁郑成功和三番反清为不适合,一副奴才、卖国和叛徒的腔调。他们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要人民对历史上落后反动的满清政权制度采取宽容的认识,从而以认可现在不合理体制和丑陋现象的存在,以打击进步优秀力量保护落后现象。
五、从生物演化引出的思考
20世纪生物学说明,生物系统是在不断演变着,其演变有进化,也有退化;物种有增添也有灭减;生物的演化是随意的、无规律性的、突变的,生物物种的存亡主要是无控的随机的,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渐变只局限于亚物种内部功能的轮换和增减;生物之间的相处有相互残杀,也有相互帮助是多形态的。
引用到社会上来说,社会的演变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由领袖独裁的社会具有更大的无规范性不可测和动乱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监控,使社会有序进化。
人类个体的优劣并不主要取决于遗传效应,没有必要将社会发展与人类天性的生物学改善联系起来。贫穷愚昧的环境会导致在一些种族中人类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类的进化只应通过创建更公正平等互利的社会体制、社会公德、法律和契约,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有利的社会条件,创造更好的文化学习环境以造就更好的人性,为每个人的政治(参政机遇)道德素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提高造就自由发展的空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具欢颜”。自由竞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灭不适者,而且鼓励所有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善自己。懒惰被认为是比愚蠢更大的对进步的障碍,对懒汉们的做法不是去消灭他们,而是迫使他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达尔文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来源。20世纪科学发现证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生物演化现象,细胞学说也已经让位于遗传学说,守恒系统并不能解释耗散系统和热寂现象,能量在宏观世界里是守恒的,但是这个定律在亚原子量子领域是失效的。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必要吸收20世纪科学新发现的成果,进行扬弃、修正和发展,重新建立或选择一套指导我们实践的哲学新体系。1976年,德国学者哈肯创立了“协同论”,描述了系统进化过程中内部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行为,并指出这种协同行为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协同进化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的
“相生相克”理论,即一些生物个体、物种、种群和群落的进化与另一些生物个体、物种、种群和群落的进化相互之间关系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它们之间通过生存竞争,各自夺取所需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生活和进步;又通过协同,相互
利用、共同生存、节约资源,求得生态系的生存平衡和持续发展。
协同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相比,在反映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进化方面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尤其在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人口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如果再仅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处理,已无法改善和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争得美好的结果,唯有运用协同进化论等理论,才能较正确处理好上述问题,为人类缔造美好和谐的未来。
世纪之交当警醒
振兴中华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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