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者有过这样的评价,“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读完后大抵就明白了此意。
曲折而残酷,当时爱情如是,生活如是,时代如是。
些许书摘
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这时,撤离的狼群又逐渐还乡。它们发现叫做囚犯的人总是它们未来的或者说潜在的餐宴。囚犯们饲养着自己,狼们只需远远地笃守,等他们源源不断地倒下。干旱的湖滩成了规模极大的坟场。
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五十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现在想到冯婉喻的眼神,他就一次次心惊肉跳。
而且小女儿跟她母亲最要紧的相像处,是魂像。她母亲的魂有种宁静的烈度,就在小女儿丹珏神情举止里。十来岁的丹珏偶然抛出一眼,就能把一颗心征服或者搅乱。儿子和大女儿都是正常人,芸芸众生一分子。
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
孩子的本性就是寻找温情,然后投身进去。没有温情就找代用品,找貌似温情的东西。老几的沉默和文弱给他当成了温情代用品,一厢情愿地投身进来。
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梁葫芦心目中是没有好人的。他心目中,人不会白白地好;人必然是为了一个目的去好,好一次就要完成一个任务,或堵住一个漏洞。尤其是堵漏洞。
他看到灯火时实在走不动了,也实在太激动了。于是他不知怎么就在雪地里打起滚来,一片灯火倒着进入了他的眼帘,成了天上的盛世。
焉识那是第一次看到人群的强大。一个好心者告诉他,得有自己的人群。孤立的反击等于不反击,比不反击还糟。必须善于投靠对手的对立面,拉对手的对手做自己的朋友。这个好心者给他写下了一家杂志的地址电话和两三个人名。他们的杂志会支持焉识的。焉识读过那本杂志,也时常跳出些骂手,骂得漂亮些,风度翩翩些,不骂人的时候,小说、诗、论文也都看得过去,但他们不骂人的时候比较少。他没有去找对手的对手。他总是可以晚一点找他们,总是可以晚一点失去他的清高和独立。
婉喻的美是要去发现的,陆焉是从来没有去发现。这种被长辈推到你面前,作为妻子要你接受的女人都会被你看得不美。首先她已经被你作帮凶看了;帮着长辈一块来断你一生唯一的择偶机会,灭掉你无数的相爱可能。就这点,足以造成先决的恶感。因此在我祖父陆焉识的概念中,这样一个帮他继母来牺牲他的女人,就是先决的丑陋。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 老得爱不动了。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
他离开了美国会所,顺着南京路往家走。路灯重叠在最后的夕照上,崭新的汽车出动了。他那双被重庆的街道磨得很薄的皮鞋底踩在上海的街道上,脚板心清楚地触摸着在日本坦克下受了创伤的路面。他的步行可以给婉喻省出一块豆腐钱来,也许还加上一把青菜。
“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战前和战后的恩娘简直是两个人。战后的恩娘居然有这样的洞察力,看穿她曾经的心头肉陆焉识是个没用场的人。
从邓指家回到号子里,老几想到男人对女人的爱也是一场病。各种病状都是爱。邓指有点好东西都让他媳妇挂上、戴上;她所能得到的好东西是他的爱,拔出手枪也是他的爱。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
人总是在恩惠失去时意识到恩惠曾经的眷顾。
当时听到“陆焉识,有期徒刑15年”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当然,后来他的徒刑被加了两次,一直加到死刑,又减成无期。他对叶干事笑笑,意思是,你看,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看到这么多年来,婉喻为了这理想修了怎样的苦行,姿态那样低,那样地自卑。这就使他更加疼爱她;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
学锋跑到电车站的时候,阿爷和阿奶还站在等车的人群里,手臂挽着手臂,一对绅士和仕女。每一辆电车靠站,人群就像一个千手千腿的生物,朝电车冲去。陆焉识和冯婉喻不是这个千手千腿生物的一部分,总是落在后面。从学锋的角度看,这一对老人由于自甘落伍而显得矫矫不群。
我的祖父和祖母一直没有发现我跟在他们后面。我就像共和国从建立以来就开始存在的那种人物,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老是让自己置于暗处,把别人放在明处,把别人的举止言行放在自己目光的瞄准仪中,使被观察的目标的正常举止也显出叵测意味来。那天晚上我就是那样一台人形监视仪,监视着我的祖父和祖母如何相亲相爱。他们的相亲相爱很古典:眉目传情,两心相悦,心里有,口中无。
远远地,她也能嗅到焉识的气味,那被囚犯污浊气味压住的陆焉识特有的男子气味。婉喻有时惊异地想到:一个人到了连另一个人的体嗅都认得出、都着迷的程度,那就爱得无以复加了,爱得成了畜,成了兽。她十七岁第一次见到焉识时,就感到了那股好闻的男性气味。焉识送她出门,她和恩娘走在前,焉识走在一步之外。恩娘手里的折扇掉在了地上,焉识替恩娘捡起。那一刹那,他高大的身躯几乎突然凑近,那股健康男孩的气味“呼”的一下扑面而来。十七岁的婉喻脸红了,为自己内心那只小母兽的发情而脸红。
冯学锋后来是从陆焉识的回忆录中得知了老伉俪最后的情话——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 婉喻最后这句话是袒护她的焉识:就是焉识来不及赶到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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