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情结

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情结

几天前，GroupM广告公司开全体大会，要我去发言，题目是“拥抱转变”。由于不能前往，只好做了一段录像发过去。公司老总李倩玲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提了七八个问题。都是问我怎么面对生活中的变化。

我从小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好孩子，9岁时父母送我去住校，我没反对。插班插错了，我比同班同学都小一岁，我没吭声。宿舍里受欺负，我从来没告状。12岁又给弄去美国，背井离乡，我只当光荣，听不懂英文，我只当单词不够，接着死记硬背。我觉得我其实是个好孩子，这么多变化我都忍过来了，似乎从来没有跟父母抱怨过。

所以我的第一个答复是：中国人对付变化的态度通常就是逆来顺受，埋头过小日子。不去想其他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优点。我也一样。

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我给自己刨了一个坑，居然和那种“反动封建”的文化势力站在一条线上，要求中国人继续忍下去。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话“反动封建”，直到昨天晚上，看孟京辉的话剧版《活着》，我才恍然大悟。我喜欢孟京辉的戏，他的艺术表现手段永远那么当代，他是在玩戏剧，而且玩得如鱼得水。看他的戏总是觉得不陌生，但是又新鲜，很享受，但是不肤浅。

演出是在中国大剧院。我喜欢。

《活着》的书我很早看过，电影也看过。但是细节已经忘了。《活着》的话剧很好看，讲了一个败家子逆来顺受的故事，是中国版的“悲惨世界”。孟京辉在波浪般的悲情中穿插了一些当代情节的歌舞和小品，于是苦海中突然就有了喘气的机会，就不觉得那么苦了。我在看这个话剧的时候，想起了我给广告公司的录像，我开始想抽自己嘴巴子，我怎么能提倡逆来顺受哪？我疯了吗？

大概在看到这个情节剧中主人翁高兴意识到，如果他没把家里最后的田地输光，那么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就不是他的赌友龙二爷，而是他自己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很会给自己的苦难找自我麻醉的借口，总是跟自己说“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我们认为这是美德。

但在苦难中逆来顺受真的是一种美德吗？

我看不得中国艺术中的苦难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所有的苦难不能升华，我们就泡在一池塘的苦水里面来回扑腾。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很惨，但是有了主教的怜悯和保护，主人公冉阿让也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他的养女爱上了革命青年马洛斯，马洛斯在起义中负伤昏迷，冉阿让救了他。最后在女儿有了好归宿之后，冉阿让带着赎罪的爱离开人世。冉阿让的态度告诉我们，他的苦难已经升华到一种智慧和价值观念。

如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太戏剧化，那你也许喜欢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在《愤怒的葡萄》里面，约德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忍受的人，不然就不会进牢房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使他被迫去西部当长工，而最后，他因为反抗剥削而第二次出逃。

《活着》、《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都是叙述人间苦难的文学著作，都被拍成电影（甚至不止一版），也都被搬上舞台。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活着》的苦难是没有解脱的，主人翁的一切不幸永远不会带来半丝反抗的精神，而当历史的变迁，把他原来的不幸（丢了100亩地）变成了后来的侥幸（没把他当地主枪毙）。他还觉得赚了。他不会反抗，他只会受着。 这是中国式苦难和法国、美国式苦难的区别，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比任何民族都强大。

这是好事吗？这么能忍受，难道不是去纵容暴君吗？这么听话，难道不是放弃生命吗？

是佛教？是孔子？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么老实、这么能屈不能伸、这么逆来顺受、这么乖、这么听话？

如果那么大的苦难都不能让我们获得冉阿让的升华和约德的反抗，那也许我们这群人就是富贵的命，真的也就活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