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对国家战略的基础性认知
在一个普遍存在认知偏差的社会发展必然阶段，也就是全民认知层次需要从农耕文明、工商业文明过渡到互联网文明升级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认知对称程度与时代发展同步阶段，虽然有终端信息、短视频技术交互的促进，但对于大多数民众总的来讲仅表现在碎片信息获取的初级阶段。正是由于非系统化的知识获取方式，局限了我们对“客观存在”这一重要原则的遵从与守护。
我们首先要了解市场经济的进化规律，是建立在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和快速扁平的价值让渡管道建设上。
大国崛起产生的阵痛无法避免，每个人即身临其境，又陷身其中，这种巨大的牺牲所带来的群体性阵痛可能还要需要我们几代人去承当，既要修复文明、文化的缺失，也要修复政治制度的缺口，还要在各领域立于世界强者环伺的潮头，何其难？这是大的背景，是全体国人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大一统”以来对“辉煌和复兴”的极端渴望，是汉文化基因与传承的共同抉择！
基于国家发展大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需要，三十年来国家治理展现出了充分自由的一面，受特殊的政治制度和高速发展下的阶层共识短期内难以达成影响，矛盾与冲突在各个领域被加持与放大，促使这一问题形成的核心是大国意识形态下的民众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牺牲，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应该发扬什么样的人格品格。
有什么样的中国人，就有什么样的中国。由绝大多数品格优秀的公民构成的国家整体，才能赢得当下，走向未来。因此，能够端正思想，约束行为，精进修持的个体和这一个体行为影响下的全民觉醒，至关重要。道德是实践的科学，并不能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只有当道德提倡者在通过切身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配合法治的力量去唤醒国人精神和行为规约意识，是完成国家使命的根本性力量，而这一使命感召的前提是形成公民价值观的统一和相对统一。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国家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治理？资源应该如何倾斜给有更多创造价值能力的人？如何通过在不扼杀创造者的动力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弥合阶层矛盾，修复社会鸿沟的？
世界国家发展史上，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一个国家的治理机构应该由能力卓越、使命感极强的精英组织所操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能力优势和品格优势，代理人民完成治理国家的意愿，并充分利用制度和法律的力量限定公民权利，保障国家机器的稳定与高效运行。
我们国家的权利构成也逐步进入精英治国的序列，从中央到地方，受过良好政治洗礼和优质教育的治理层开始登台亮相，这是国家之幸，人民所期。
谈到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尊重一个前提，在资源相对紧缺的时期，应该将社会资源分配给那些能将资源充分利用、发挥资源效应和实施有效管理的组织和个人，形成资源密集配置的头部矩阵，然后通过头部矩阵的带动效应，使文明的、文化的、经济的纵深通过制度规约形成普惠发展，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愿景目标。
国家资本是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无需质疑，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体国民集体创造，优先形成国家资本，是当今国际竞合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选择，一方面对国家大战略的转型，方略的调整奠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快速提高国家与其它大国间的力量博弈水平，其次，可以通过国家资本对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实施快速调剂和资源重置。
一个由头部矩阵创造价值，通过国家干预分配价值的时代开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行业寡头实行有效监管和金融规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时代人本精神发展的必然，亦是国家力量崛起的显著体现，也是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保障。
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制度发生发展过程中，矛盾与对立如影随形，是发展的伴生物，是必然产物，那么如何在一边发展一边弥合阶层矛盾、修复社会鸿沟问题上，我们国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周期，如果说工商业文明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那么科技文明（大数据、云计算）为政治文明创建了先决条件，政府可以运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社会财富流动的方式实施全程化调配与管理，并让效率与效能有了明显提升，施政能耗显著降低。通过多方式多途径的分布广泛自媒体渗透和教育，民族隔阂正在快速消除，民族大融合时代特征出现，国家发展愿景被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由头部矩阵创造的国家财富，通过强制的国家意识，建立了多管道模型，正在从沿海发达地区向更多的相对落后（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地区平稳转移，腰部城市带的崛起是这一平稳转移的具体体现，下一阶段则是从腰部向尾部地区的平稳转移，最终实现全域崛起；反映在文明、文化修复上，国民价值观的重要性被确立，好的旧的文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新的好的文明、文化被予以肯定，一个由统一价值架构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文明族群正在形成；反应在财富流动与分配方式上，技术工人、农民工工资待遇逐年提高，并得到了立法保障，对农村面貌的改造和对农业人口的精准扶贫，推进积极，成效显著。这些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人文关怀的施政方略，正在快速修复由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所带来的伴生矛盾。诚然，征程漫漫，路遥且曲折，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还是要做好为国家复兴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
第二章：中西力量的博弈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独特的智慧和不懈的进取精神，才得以使中华文明有几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奔涌的黄河，裹挟着每一个时代的印记，咆哮着滚滚向前，伟大的母亲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种子根植于两千年前周王朝礼乐仁义之邦的基因土地上，如今枝繁叶茂，盘根错节，期间的文化对冲与碰撞，锤炼与认同，发展与凝聚，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见证守护下，从百家争鸣逐步走向趋向统一的、与世界先进文明相融共生的伟大时代，一个崭新的国家面貌，一个崭新的文明面貌形成了，成为了世界多极文明里最重要的一极，正是由于它平衡内敛的文明内核力量，正是由于它不断进化澄清的修复能力，它必将在未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产生深远影响，且这种影响一定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正向的、积极的自我渗透和生生不息。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仅仅囊括具象的生物领域，也广泛的涵盖了文明、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等抽象范畴。
东岳先生说过：“人类文明不是选择的结果，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代发的结果”。我这个观点更具有时代意义。比方说农业文明时期，受生产力水平和人、货、场的流动性限制，整体上相对统一的文明较难产生，信息传播途径和效率极低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特征，文明被限定在一个个域界（语言、地域、民族）范围，大致的文明符号和文明意识具备，但远远不具备实现高度统一的水平。
工商业文明时代的开幕，当然，工商业文明是农业文明末期，随着人口的激增，地域生产工具、供需落差需要自发调配，世界范围内通商难度降低，供需落差也需要自发调配，生产与需求迅猛发展的必然产物，而非国家管理组织规划的结果，是与生产力解放相适应的结果，交通工具的变革亦是这一生产力需要的必然产物，恰好进一步催化了工商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迅速打破了“域界”形态，频次、密度极高的人、货、场流动，首次出现大范围内的“文明大同”和较高层次的“民族大同”意识，伴随着密集的分工与协作生产方式的快速变革，将这一现象推向需要更充分的工具去解决更深层次满足供需配给和解决供需矛盾的时代——即互联网时代。
工商业文明时期的文明特征可以用“趋同且不同”概括。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公民价值观的形成是以文明为前提的，文明为公民普世价值观提供边界约束。
农业文明到工商业文明，我们国家经历了完全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时期，四九年建国以后，出现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两个主要矛盾，国家基础建设投入难以为继，饥荒事件频发，动荡在所难免，就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策略来迅速解决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七九年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提上日程，这一举措大大刺激了我们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迈进的脚步，在积累了一定的国家财富的同时，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八九年试点性的改革开放直至全面开放，奠定了工商业时代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全球工业文明浪潮下大国时代不可逆的趋势使然，外部力量的裹挟与内部力量的催化加速了这一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强国策略的最终实现。
一个国家当人口数量打破与资源配置的有效平衡时，其必然有一部分人需要寻求外部资源协助，来提好生产力水平，以解决资源短缺和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将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源通过全球化的配置能力，获得输出和补进，是加入工业文明全球化的基础逻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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