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提出,作画从始至终须保持一种如见贵宾、如临大敌的严肃态度,须择一“窗明几净,焚香左右”的清净环境,准备“精笔妙墨、盥手洗砚”,“神闲气定”之际,“乘兴得意”而作。初稿完成之后,“又彻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其中的反复修改与增删是必要的。
如因杂事烦扰而心绪不宁,就应停止作画;在茹毫含笔之际,如踌躇不定,就应多方体味,甚至暂时搁笔。这种构思、作画过程的种种现象,郭熙认为和画家本身的“堕气”、“昏气”,所持有的“轻心”、“慢心”是有关系的。
如何有效地避免这些弊病呢?关键在于养兴、养气。这种“养”,既包含了平时搜尽千峰打草稿的长期艺术积累、生活积累,“身即山川而取之”本身即是一种对自然山水的体察默认;还包含了创作之际对不同素材、不同构思、不同手法的反复琢磨,对人生体验即宇宙人生命意义的真切思索。
其中,老庄的“养生”“养气”与郭熙乃至中国艺术的审美底蕴是相通的,线条、造型、色彩艺术,逼真描摹客观物象并非中国古代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一种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对天地之美的契同才是他们旨趣所在。尤其在山水画中,传真似的摹写之所以不被看重,原因即在于此。对可居、可游山水的体悟表现是如此,观山水也同样需要一种与山水同情的心境。
所谓画者“以意造”境,观者“以意求”境,双方之“意”会合之处,在于山水“本意”,也就是山水自然之“真”。当然,郭熙所谓“真”还只是朦胧地意识到自然山水本然的种种情态与人生命本然状态的某种涵容、某种通贯两者的感触,其审美意象并未完全超脱、超拔山水物象之本然,进入以意运象的“写意”阶段。
明代董其昌评价中国山水画,“唐人画(山水)法,至宋乃畅,”这种“畅”,除了指笔墨技法方面的拓展、成熟之外,更多的是对画者如何表现胸中丘壑的“意”畅。这种以写“意”为主旨的审美取向,应该是在郭熙之后才成为众多山水画家的有意识选择。
郭熙在绘画美学上最为人所称道的贡献在于“三远”说。所谓“三远”,我们认为主要是三种不同的山水审视、审美视角、立足点。单从文本来看,“高远”指“自山下而仰山颠”,“深远”为“自山前而窥山后”,“平远”是“自近山而望远山”,三者完全是从不同地点、不同角度的三种观察方法、审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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