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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资料馆看一场电影这件事”对我而言一直是有点遗憾的。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电影兴趣强烈,不顾7月初的高温来到北京为了在电影资料馆看一场电影。那天在上映的是《控方证人》。然而是我太天真,以为艺术影院是冷门影院,观影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就自信地想要去现场买票,然而那天下午当我赶到时,前台告诉我票早就已经卖光了,要想顺利地在电影资料馆看上一部电影,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虽然那次没看成,但却感受到了文艺在北京这座城市中的生命力。那时候我想以后无论是以怎样的目的,也要来北京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每个周末泡在电影资料馆里,吸收北京的艺术养料。
当时没能进去就在外面随手拍了一张,当时手机拍照很渣,现在这个楼在装修然而人都是会变的,今天喜欢吃凤梨罐头,明天可能会喜欢吃别的;今天爱看电影,明天却不一定。
自从来北京工作后甚至连电影院都很少去,更别提去电影资料馆看文艺片了。在忙忙碌碌中,心中仅存的那点文艺情怀也变得若有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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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现在生活在北京,只要想去也很简单,选座、购票、倒两次地铁。最近因为忙工作而精神世界贫瘠的我,急需一场经典电影的滋润。
电影资料馆在积水潭附近。从积水潭地铁站下车后我先去了附近的一家护国寺小吃。之所以目标明确地想要吃这一家,是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3年前赶到电影资料馆却错失了那场想看的电影之后,就沿路溜达到了这家护国寺小吃。当时点了一碗拉面,一份肉饼,然后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边吃边听旁边的姐姐操着一口北京话对服务员喋喋不休地骂,让那个闷热下午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我又点了三年前点过的拉面和肉饼,坐在了跟当时相同的位置上,然后随手拍下了当时发生争吵的位置。这么做当然没有意义,但是在这样的仪式感下两段时空好像重合了,我仿佛沿着三年前的轨迹在一点一点地靠近那个一直没实现的愿望。
我是导演,三年前的情景又被我翻拍了一遍03
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一些很个人的经历。那么下面说说电影资料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我看的场次在一个大影厅中,而且似乎是由剧院改造,因为在大银幕的前面还有一个舞台。即使是一个剧院的容纳规模,全场依然几乎坐满。在这个商业电影占据主流地位,大众娱乐已经有些泛滥的时代,有上百号人同时进入一个影厅来看一部冷门的老文艺片,这件事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议,也有些令人感动。时代的节奏很快,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主动慢下来,倾听一些过去的声音。
买票的时候差不多就这阵势我看到观众席上有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想必还有着年轻的心态;我身后坐着两个电影行业从业者,在电影开始之前聊着电影投资的话题;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当中也许有电影专业的学生,也许有资深影迷,也许有像我一样普通的上班族,只能周末抽空大老远地为一部电影来到这里。在这里电影不仅是一种消遣的方式,更是像是一个共同的信仰,把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人,同时聚在一个影厅内,全场静静地看着大屏幕上来自上个世纪意大利的影像,然后在电影结束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响起掌声。
我爱着这种文化的包容性,更爱来这里看电影的人们对一部电影表示出的尊重。大投入大制作的商业电影对电影工业化固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电影总归是一门艺术,它不应该,至少不能完全地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快餐式消费品,那些经典的作品应该被保存下来,那些导演想要传达的,也应该有人耐心地去听去感受。
所以庆幸还有电影资料馆这样的地方,像是这个充满焦虑的城市中的一个避难所,给了我们一个“慢下来”的理由。
04
有趣的是,我在电影资料馆看的这场费里尼的《月吟》,至少按我观后的理解,表达的也是一种快消费时代下的反思,这么看来这部电影跟电影资料馆的气质倒是有几分相似的。
电影很荒诞,开场时阴暗的色调,电影中人物疯疯癫癫的行为,似乎是费里尼有意地让人们看见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电影也很意识流,场景和场景之间毫无逻辑地拼接在前半段让观众感到迷惑,演员们前言不搭后语的对话就像是梦中的呓语。所以前半段我是懵逼的,我只知道男主角萨维尼想要跟月亮对话、萨维尼的朋友的工作是飞在空中、一个跟骨灰睡在一起的人在吹小号的时候书架会移动。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很难拼凑到一起,也很难连接成一个至少自己内心说得通的故事。
后半段开始,才逐渐可以看懂费里尼的用意。这部电影上映时间是1990年,是费里尼的最后一部电影。那个时间点正是电视在西方国家普及,电视节目、流行音乐等文化符号进入人们生活的时候,在娱乐浪潮的冲击下人们陷入了全民狂欢当中。而《月吟》正是传达着接近生命终点的费里尼对社会精神面貌出现的变动的反省。
于是在电影的后半段,终于从前面编织起的不合逻辑的梦境落到了现实的地面,我们至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出现,比如电视选秀节目、分贝很高的电子音乐以及在灯光下扭在一起的狂欢的人们。但荒诞的基调没有改变,只不过此时的荒诞不再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在大众娱乐下被麻醉的人们展现出来的个人意识的空洞、大众传媒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操纵。在饺子节上,对看上去恶心的饺子大家却都大呼好吃、当假的月亮被抓下来之后人们信以为真,甚至有人会跪到“月亮”前祷告、在大型蹦迪现场,肯内拉长官在众人的围观下与舞伴伴着《蓝色多瑙河》跳了一支舞后,现场再一次陷入电子乐的狂欢,让他们的舞蹈有了几分经典时代谢幕的凄凉味道。
BGM:蓝色多瑙河面对这些乱象,有幻听的男主萨维尼和有幻视的肯内拉长官是唯二清醒着的人,他们也有过反抗,比如萨维尼把一盘饺子扣在了电视台长的光头上,比如肯内拉冲入DJ演奏区域夺来话筒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这样的对抗是短暂的,电影也没有将这两个人塑造成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或是要拯救世界的英雄,那是与电影整体荒诞的调性不相符的。导演没有过多地批判,而更多的是展示出这些清醒的小人物在面对时代急速变化时的无力感。就像电影最后月亮对萨维尼说的:“清醒就会痛苦”。一轮圆月呈现出了祖母的脸,祖母与月亮,也许代表的就是一个远去而又让人留恋的时代。
《月吟》拍摄于1990年,而费里尼活跃的时代集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如果以时间维度从他的第一部电影一部一部地看过来,直到最后一部《月吟》中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文化符号,是否会清晰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被闯入?
最后的最后,我认为电影最棒的一段来自那个普通小镇百姓向政府要员的发问:“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与他提出的深刻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嬉皮笑脸的表情,那也是影片中大多数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这似乎在暗示着现代娱乐生活中,人们看上去快乐的表皮下,暗涌着的其实是一种虚无感。
相信这既是来自影片中人们的提问,也是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费里尼目睹时代发生的震荡后的思考。同时,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依然困扰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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