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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黎明到黄昏》
另一部著作的创意和远见超越了同时期别的作品，和霍布斯的著作并驾齐驱。它就是詹姆斯 · 哈林顿的《大洋国》。虽然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国，但它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出身贵族的哈林顿从年轻时就赞同共和制度。尽管如此，他却赢得了查理一世的尊敬，但没有得到克伦威尔的器重。《大洋国》在共和国期间印刷了一半就被没收，后来在克伦威尔女儿的推动下才得以继续出版。
哈林顿煞费苦心着力说明政治和经济力量必须一致。两者若有对立必出问题，很快就会爆发革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提出了财富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今天的老生常谈，即民主若要诞生和存在，必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两头的穷人和富人则越少越好。故此才有法律上和民众心中对卡特尔、托拉斯和过于庞大的大企业的抵制。
要掌握清教徒政治的要旨，得遍读所有的小册子 —— 终其一生才可能完成。退而求其次的话，可读威廉 · 哈勒写的《清教徒主义的兴起：通往新耶路撒冷之路》这本书。当时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奇妙的人物，包括热诚的女传道士。
良知是道德的自我意识，谈到它即引起容忍这个问题。良知寓意着个人主义，而行使个人主义就总有可能产生异见。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清教徒留下的自由思想的遗产帮我们加深了对迫害的理解，甚至几乎对它产生了同情，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对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表示同情一样（ 769 ＞）。清教徒作为个人，作为不同的教派，彼此恨不得一口吞掉而后快。李尔本代表的正是这种普遍的敌意。
这种观点一旦得到积极推行，就成为圣战式的运动，正如我们这个世纪宗教和政治的极端主义。若因原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压制思想自由就说他们反理性则大错特错。其实正相反，像所有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一样，他们理性得太过分了，他们解释文字就像法官解释法规一样严格。在苏维埃时代的苏联，偏离主义分子（西方也学会了这个词）只因与马克思或列宁某句话的意思稍有偏差便受到谴责。
为了治国成功，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必须把地方的爱国热情转变为民族自豪感，变为一种归属于一个人数众多、特征鲜明的群体的满足感。作为世俗的制度，民族国家追求的是团结，不是先前宗教要求的绝对一致 —— 战争期间除外。
不幸的是，迫害和宽容都不能确保达到预期的结果。宽容不能保证社会和平，迫害也许更为有效。镇压扫除了 14 世纪英国的罗拉德派、法国的阿尔比派，还有捷克的胡斯运动，结果它们所倡导的改革直到两个世纪后才在路德的时代得到实现。至于宽容，它是宗教信徒永久的痛。他们把它看作政府缺乏道德权威的表现。
这两位军人政治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仁慈 —— 人们常常对此感到意外。这种化敌为友，为我所用的襟怀正是政治家最突出的标志：他明白他要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不是他自己的同志和好友。仅是政客的话就会在口头上空谈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维护其中的一部分
不同意见，无论在军队之内还是之外，都无法消除。克伦威尔的容忍当然并不完全。从来没有也不应有完全的容忍，最宽容的胸怀也不能容忍残酷；最自由的国家也要惩治煽动暴乱和叛国的行为。
他的政策给英国带来了繁荣：他颁布“航海法令”，增加了英国的航运贸易；他赞同建立殖民地，推动殖民活动，因此可以称为大英帝国的创始人。这些行动引起了与荷兰人的一场贸易战。荷兰人的舰队虽然指挥得力，还是败在当时英国的海军英雄罗伯特 · 布莱克手下。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留下的传统，英国海军在加的斯附近抢夺西班牙的运宝船，把地中海的海盗扫荡干净（劳埃德保险社报告说今天这些海盗的徒子徒孙在远东的海域很猖獗）
对于一方面以宽容为代表，另一方面以民主管理为特征的自由，美洲的清教徒陷入了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 —— 直至今日仍然如此。
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是黑白分明的。由于危机和外部事态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道德氛围各有不同。圣诞节居然被禁达 22 年之久，后来才得到重新接受。结婚除了宗教仪式外还需要办理民事手续。
作为一个整体，清教徒的遗产利弊参半：一方面容忍个人良知，还有与其相连的参与政府的民主权利，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与这些并存的却也有对异见者的迫害和对女巫的屠杀。一方面欢迎充分享受生活、艺术和肉体的愉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从高度的责任感中产生出来的禁欲主义。在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中，狭隘的道德主义和对异见的社会压制对未来的美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比与之相反的因素的影响更为有力。
作为君主，路易十四特别注意办好两件大事：他每天勤恳办公，恰如一位高级公务员，同他的四位国务大臣开会议事；同时他按照以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计划管理宫廷。
置身戏外是不可能的。具有政治家超强记忆力的路易认得所有的人，谁不在场他都了然于心。“某某在哪儿？”他这一发问等于对那人在场的亲戚的斥责，因此不管是心怀不满还是向往乡村生活都得乖乖来朝。
为了力挽狂澜，避免国家破产，柯尔贝尔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削减开支，节约资金。只有国家繁荣，税金才会滚滚而来；因此必须促进出口，减少进口。这就是重商主义，自前一个世纪就开始风行的经济理论。
通过司、局来实现中央集权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国成了欧洲的工厂。它赢得这个角色不是通过倾销，而是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包括亚麻织品、花边、丝绸、酒、陶瓷器皿、织锦、钟表以及木制品和金属制品。柯尔贝尔手下数不胜数的新老公务员一丝不苟：一匹布哪怕只差一寸也会在国境边上扣下销毁。这些人虽未取代当地管事的贵族，但已经夺了他们的权。
省级总督莫不行事不公，军队莫不放荡不羁，乡绅莫不专横地对待农民，收税人、代理人、甚至军曹都莫不傲慢无礼。这些罪行以国王的名义犯下，因而更其严重。官员中即使有正直之士也因难以抗拒潮流而受到腐蚀。人民本应只有一位君王，其实却有 1000 个主子。
凡尔赛宫的奢靡和赞助艺术的花销都不至于使国家破产，但是另一个人的野心打乱了柯尔贝尔的和平的计划：陆军大臣卢瓦在和他争取最高权力。卢瓦极力助长国王对光荣的梦想，运用他的影响把柯尔贝尔的努力成果抵消了一半，怂恿国王发动了四次耗费巨大的战争，使法国成为一个半世纪期间的头号战争贩子。
像他们的宗师詹森一样，他们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像路德一样坚信得救预定论，也确信上帝的恩惠会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尽管持有这些新教的观念并像新教徒一样严格律己，却宣称忠于天主教的教义。不过教皇还是把他们定为异教徒。
詹森主义思想与 18 世纪哲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对理性的崇拜。詹森派教徒认为理性来源于神，高于祈祷。而且他们以用途作为验证价值的标准。
难民逃到英国、荷兰和普鲁士定居下来，以他们的勤劳和正派赢得了当地人的欢迎，从而得以谋生。他们从事许多行业，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 有法国名字的英国人 —— 很快在每一行中都崭露头角。逃到普鲁士的难民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对于向他们张开欢迎之手的当局表示出强烈的忠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皇逊位，霍亨索伦王室神祠前唯一的花圈就是柏林的胡格诺教徒所献。
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统治者都需要从随员那里听取建议，但很少能听到绝对诚恳的意见。提建议的人几乎都别有用心，思想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左右。这方面只有一个例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弄臣。国王的弄臣这个职位 —— 应该说是制度 —— 作为政治手段，其基础既有古老的宗教信仰，也有扎实的心理学。
打仗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战争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它使全国有了共同的目标，若战争胜利则可加大这样的效果。因为民族国家的思想同连绵的领土密不可分，若能吞并法国东面、北面和东南面的省份会使法国的版图更加完美，使她富庶、强大、无与伦比，谁也无法威胁她。
艺术在君主的赞助下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未放松；形式或许有变但精湛依旧，而且不仅表现在凡尔赛宫。路易没能实现普遍君主制，却在不经意间为法国文化和语言征服了国外的大片领土。如前所述，政治对智力的压力似乎无法抵挡；法国的情况表明即使在敌国之间也是如此。要看这种特殊形式的帝国的成果，需回到后来被称为旧制度的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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