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不观色

民间有一句话，“灯下不观色”。是说在某种特定的灯光下，不管灯有多亮，我们都看不出东西的真实色彩。那如果没有阳光，只能在灯下看，怎么办呢？答案是：换不同的灯光，多看几回，我们就能大概猜测出真实的颜色。

想读懂一个人也是一样。不能只看他的高光时刻，更不能只看他的个人表达。我们得尽可能把他还原到他参与过的所有棋局之中。正如山本耀司所说：“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

比如李鸿章这个人。如果你看他对自己的描述，他一生中只有几件大事：“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好像他所有的精力都只在中国的棋盘上。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从1896年三月中旬到十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八国，行程九万多里。这是清朝这个级别的官员第一次出国访问。他扰动的棋局可绝不限于中国这个棋盘。在欧洲所有军火商都知道来了大买主。

李鸿章享用的那节豪华车厢，由德国军火商弗雷德里克·克虏伯提供，供他整个旅行使用。他的远道而来，令全欧洲的军火商雀跃，这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

李鸿章在德国的那些天，整个柏林为之兴奋：这个前直隶总督权力大得很，要为刚刚被日本人打败的中国军队配备武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一份大订单！德国Kladderadatsch和UIK，两份报纸轮番出漫画，有趣！

李鸿章坐在由一大堆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脚下是一堆堆钱袋。这边的山头上，裸体的古罗马商神梅屈尔，沐浴着也变成钱袋的太阳光，正引领着欧洲人民走向战争争取订单的战场。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和德国，一个手里拿着火药，另一个拿着最新型的装甲舰；跟在后面的是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提了一篮商品；再后面，西班牙手里是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意大利则拿了一包通心粉。

漫画的解说词是这样一句：“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边芹：《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

李鸿章可不知道自己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据说他随身的行李中还有一只活鸡，带这个是怕自己在欧洲吃不上鸡蛋。一个局外人突然闯入了一个陌生的房间，主人是殷勤还是傲慢，其实有自己的理由，客人则往往是懵然无知。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李鸿章一路游览，一路发表见解，他自己是推心置腹，坦诚以待。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些话当地人听在耳朵里做何感想。比如李鸿章参加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当时现场发生了踩踏事故，造成了近2000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李鸿章发表了一番评论。

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件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

哪知李鸿章听后紧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帝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然后李鸿章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赵省伟：《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那李鸿章就是一个愚昧的官僚吗？当然不是。来看一段李鸿章在美国对记者发表的演讲：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朝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朝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下册）

在刚才的三段材料里，我们换了三个坐标系来看同一个李鸿章：在欧洲的军火商眼里，他是一块肥肉；在俄国的政治家眼里，他是一个过时的官吏；在美国记者眼里，他是一个见识超群的政治家。把所有这些坐标系拼接起来，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李鸿章。

读书的时候，尤其是读传记的时候要警惕一件事：一位传记作者因为常年研究专主，在理智上，他要强调专注的重要性，否则，这本传记的价值何在？在情感上，他会不自觉地替传主文过饰非，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和一个自己看不上的人共处一室。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只看他的传记是远远不够的，要注意他和同时代各种人物的交往。

以前我（罗振宇）狠狠地读过一段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作家，一时间熟得很。比如浪漫主义：从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到法国的雨果，到俄国的普希金，再到德国的歌德、希勒、施莱格尔兄弟，我都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对他们各自的作品和成就也算是粗有了解。但是因为没有能力读原作，这场莽撞的知识之旅似乎也就只能到这了。

直到我（罗振宇）翻开了一本书，海涅的《论浪漫派》，看到了其中的一段话：从耶拿到魏玛，有一条林荫道，美观的树上结着李子，盛夏干渴之时，吃起来味道好极了；施莱格尔兄弟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他们在魏玛和枢密顾问封·歌德先生交谈过几次，歌德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平心静气地倾听施莱格尔兄弟谈话，赞许地微笑着，有时请他们一同进餐，偶尔也给他们帮一个忙，如此等等。他们也想接近席勒；但席勒为人正直诚实，不愿和他们有什么瓜葛。——〈德〉海涅：《论浪漫派》

这段话给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对啊，他们虽然是作家，但也是人啊。是人就有社交圈，有社交圈就有鄙视链。单摆浮搁地看施莱格尔兄弟，那他俩就是：德国浪漫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耶拿学派创始人、早期浪漫主义刊物《雅典娜神殿》创办人、剧作家、莎士比亚著作的德语翻译者，等等，全是光环和标签。但是海涅把这兄弟俩和歌德、席勒这些前辈的关系说出来了：歌德与他们保持礼貌的距离，席勒则对他们敬而远之。

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施莱格尔兄弟到底是怎么得罪的席勒。但是有这寥寥几句话就够了。后来我（罗振宇）去德国法兰克福参访歌德的故居，坐在他家的庭院里休息，望向歌德在二楼的工作室，仿佛看到了他既宽厚又狭隘的目光。

一个个大人物唱罢登场，每个人都雄心万丈。但他们的现实舞台其实逼仄得狠，在很多个瞬间，他们甚至可能就是邻居。他们可以对彼此视而不见，或者绝口不提，但总有些有心的写书人会记录下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

二月开始了：纽约的“军械库展”引发了现代艺术的大爆炸，马塞尔·杜尚展示了“下楼梯的一幕”。之后他的境遇越来越好。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精彩处处有，尤其在维也纳。一些女人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每小时100克朗。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汉之家的休息室里，给圣斯蒂芬大教堂绘制动人的水彩画。亨利希·曼在慕尼黑写《臣仆》，在弟弟家庆祝自己的四十二岁生日。厚厚的积雪还未消融。

第二天，托马斯·曼买地建房。里尔克继续受苦，卡夫卡仍然犹豫，但是可可·香奈儿小小的帽子店扩大了经营。

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坐着他金色轮辐的汽车飞驰过维也纳玩着他的铁路模型，担心着塞尔维亚的暗杀。

斯大林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在同一个月，那个后来受斯大林委托刺杀托洛茨基的男人在巴塞罗那出生。

1913真是不幸的一年吗？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