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们认识水平还不够高，存在对自然的神秘崇拜，十分注重祭祀等活动，而这些活动当中的一些礼仪开始渐渐演变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在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祭祀活动逐渐被少数人掌握，于是这些规则也渐渐变成代表权力和等级的制度，这就是三代时期的“礼治”。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春秋时期，西周的统治逐渐没落，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有很多思想家就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是其中一位，孔子从当时的社会动乱中体会到原本的礼的重要性，于是他主张恢复周礼，他肯定了周礼在维护社会稳定、约束个人言行方面的价值；同时，他根据社会现实对周礼做出了一些调整，他把“仁”引入到其礼教思想中，主张借用“礼”来实现孔子的“仁”、“忠”“恕”等思想。
但是，孔子只说了要去实现“仁”、要“推己及人”，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所以这也就给孟子和荀子提供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要回答“为什么要实现仁？”就要从人性论入手，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就是从这里开始，荀孟开始走向相反的道路。
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生来就是性格十分完满的“圣人”，而是说人性中有“善端”，我们都知道孟子著名的“性之四端”：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同时，他也承认，人性中有一些无所谓善恶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的话，就会使人蒙蔽自己的初心，使人变坏。这四种性端经过充分的发展就会变成“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只要人能够从这方面去扩充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孟子走的是通过自我反省来培养人格的“内圣”的道路。
而荀子则刚好相反，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经过了几次起起伏伏，尤其是宋儒之后，对他的批判给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刚刚说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但是他的这个“恶”其实准确来解释的话，同孟子的“善”一样，也是一种发端，因为他的性恶，指的是完全没有人为的本性，如果不加教养约束的话，人就会变坏。同时他也承认，人是有智能，可以判断善恶，使人向善。正因如此，所以才为他后面的强调“教育”“环境”“礼治”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冯友兰先生说“荀子的哲学是教养的哲学”，因为他认为那些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个人努力的产物。
如果仔细梳理荀子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先提出“天人相分”，就是说人有人道、天有天道。把人就从以前那种依附天的地位中解放出来，那么既然人不需要依据天的意志来行事，那应该依据什么来行事呢？其实就是他说的“礼”。同时他的“性恶论”又说人不学习就会变恶，这就让他的“礼”有了存在必要性；他的“诚”的思想、闻见知行等又为培养内心道德以及道德实践与内化提供具体的方法论；他根据“礼”把人划分为一定的阶层，各自依据“礼”的规定做好各自的本分，他的这种“明分”思想又把人限定在社会群体中，让人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让他的“礼”成为一种社会规范，最后达到他的“礼治”的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也说 “涂之人可以为禹”说明了其实荀孟他们的思想其实应该是殊途同归的。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面把孟子比作理想主义者，而把荀子划归到理想主义者的范畴。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实际上是因为：
三代时期的“礼治”实际上是笼罩在神治的统治之下的，也就是说，这个礼治还是把人放在了上天的依附者的地位，并且，此时的学者们所讨论的“礼”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紧接着，孔孟虽然摆脱了“神治”的色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但是他对“礼”的强调，但正如上文所说，实际上是把“行礼”作为了实现“仁”的一种手段，孟子亦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孟实际上是把“礼”作为一种内修道德的手段，这也使得在他们那里，礼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道德责任。相反，他们忽略了外在的、在社会中加以施行“礼”的制度建设，这也使得他们的设想缺乏实践基础，最终未能实现。
而荀子既然强调需要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控制人性之恶，那么，他对于外在制度的建设就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也就使得他的理论有了现实的落脚点。同时，为了加强“礼”的约束作用，荀子把“法”的思想也纳入到“礼”的范畴当中去，他的“以礼为主，以法为辅”不仅保证了其“礼治”的实际效用。而且，也明显更加符合大一统后中国统治者的口味。所以，我们会在西汉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大一统思想中找到明显的“荀式”色彩。总所周知的是，董仲舒所构建的这一套理论体系直接影响了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有学者指出：“两千年之学皆荀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冯友兰将荀子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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