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45）】牛意、田明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的李大钊为加强团结办好《新青年》工作致胡适的信：
此信是1919年4-5月间李大钊就关于加强团结办好《新青年》为文学革新、奋斗写给胡适先生的信，信中李大钊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妨效仿“黎明会”，即会里人的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向是相同的，但是《新青年》的团结万不可不顾的态度。全文如下：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
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了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
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何如？
弟 大钊
李大钊：
写信的缘由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国内军阀混战，国外饱受欺凌的动荡局面。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回国，共同寻求一条使中国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救国之路。
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站在时代的潮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使广大青年的思想受到了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拂去了附着在他们身上封建正统思想，打开了抑制新思想在中国兴起的阀门，让新文化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文化潮流。
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开始，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具有了同人杂志的形式。此时，李大钊已经是《新青年》的经常写作者。在1919年，从《新青年》第六卷起，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担任编辑。但是每个主编每个人的世界观各不相同，所以《新青年》上面出现了各种思潮并存的现象，这也造成了不同编辑之间的学术之争，为了《新青年》的发展，也就有了这封信的产生。
主要分歧产生的原因与发展
《新青年》在创刊时，陈独秀发出声明：“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要集中精力搞文化宣传。适之先生曾说，正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他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但是守常先生认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现实的。在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适之先生偏向于一种他所见到的美国式的民主生活状态的宣扬。而守常先生则更倾向于鼓动“唤醒沉睡的民众”，鼓励他们拿起手中武器，为新生活而改变现状。
不谈政治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新文化不会离开政治而孤立存在。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对旧文化时代的抨击和摈弃，也就是说，是对封建王朝的抨击和摒弃。所以胡适与李大钊关于谈不谈政治之争，其实是道理之争，通过什么样的道理来拯救中国。适之先生与守常先生虽然志向相同，却道不合，这也昭示着他们以后必然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守常先生最初向近代中国的许多探索救国之道的有志青年一样，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同时守常先生也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自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上述所讲述的思想理念并不是拯救当时饱受疮痍的祖国的良药。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消息传入中国，对于当时迷茫的国人来说意义非凡，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李大钊先生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在其得知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研究的过程中，守常先生发现俄国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李大钊先生连续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维什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十月革命。
但是适之先生认为在《新青年》中发表这些文章，已经超出了新文化的范围，是纯粹在谈政治，违背了当时“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的观点。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更多国人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才是当前拯救中国的最好办法。
胡适：
在他们没有见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还不能肯定的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救国之道。这也就有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即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主义的论战。
在当时胡适先生是站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始终认为美国是社会发展进步成功的真正样板，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认为任何主义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主观想象的产物。
胡适先生在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文章中他写道“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解决办法了”。
他反对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坚持以英、美为代表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主张只可以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做一点一滴的改良。
围绕着“问题与主义”这一主题守常先生和胡适先生后面又进行了多次深刻而又激烈的探讨。
君子和而不同
李大钊和胡适的主张的“主义”虽然不同，但因为二者都是立足于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寻找一条救国之路，所以二人并没有因为思想发生分歧而交恶。
在1919年二者的思想分歧公开化后，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友好的个人关系和思想交流。本文所展示的强调新青年团结的书信只是二者众多书信中的一封，二人继续共同致力于新青年社团的团结与发展，共寻救国之路。
在胡适的《日记》中，还见有与李大钊先生交往与合作活动之外其他方面的往来记录：“守常、博生请吃饭”，“守常来谈”，“与守常谈了许久”，“守常打电话来”，等等。这些记述，再次证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十年中，二者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在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之后，与蒋梦麟除自己带头各捐二十元，并同时发动守常先生的生前好友捐款，在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安葬守常先生。次年，胡适路过万安公墓，还专门进去看了守常先生的墓，见到李大钊先生与其妻子的坟墓均无墓碑，当即嘱托蒋梦麟为其补立墓碑。
在李大钊先生牺牲后，其夫人赵纫兰女士携子女的生活日趋困窘，胡适便帮助赵纫兰女士索要抚恤金来帮助守常先生的家人。
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三集，在其扉页上，胡适写道：“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有关胡适先生与李大钊先生交往合作的实例还有很多，且二者在观点的论争中辩驳的在激烈，彼此之间也从未口出恶言、相互诋毁，始终都是以友情为重，关于二人是好友是有许多文字记录并见证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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