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Risky Business

与18世纪的法国不同，英国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发展出了更可靠与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当时英国发行一种永续债(perpetual bond)，利率大概在3%至5%，称为consols，跟年金(annuity)有点像，但永不中断，即使人死了也可以延续给后代，这不仅为很多代的英国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为很多当时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写作素材，在英国19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开篇的第一行“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就能窥见端倪，当时衡量男人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有多少这种累积的国债收入。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同样经常描述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年青女性在面对多个不同追求者时的各种风险管理问题，这也是各位女主角与她们的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傲慢与偏见》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场景，Mr. Collins向女主Lizzy Bennet求婚时的傲慢表现，Mr. Collins自我感觉良好，认为Lizzy一定会接受他，并觉得如果她错过了自己就很难再找到一个有这种条件的男人了，因此这种风险是Lizzy难以承受的。但是Lizzy还是果断的拒绝了他，决定继续冒险。Mr. Collins最后倒是牵手了Lizzy最好的闺蜜Charlotte Lucas，相比起Lizzy，Charlotte显得就没那么有冒险精神了，或者说她是一位典型的风险厌恶者(risk averter)。Charlotte 觉得自己是个务实的人，要的只是一个温馨的家，以Mr. Collins的条件，完全可以给她一个还算不错的婚姻，至少相比起其它姐妹来说不算差的婚姻。

原文：

In short, settle for me or realize that you might end up with nothing—particularly given your modest means. And surely, Lizzy, you wouldn’t be that silly? Lizzy’s mother warns her, “If you take it into your head to go on refusing every offer of marriage in this way, you will never get a husband at all—and I am sure I do not know who is to maintain you when your father is dead.—I shall not be able to keep you—and so I warn you.” As Lizzy’s sister Mary warns her, the risks to a woma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were huge, as “one false step involves her in endless ruin.” Lizzy rejects Mr. Collins handily after gaining her father’s permission. She wants to keep rolling the dice.

Mr. Collins ends up winning over Lizzy’s best friend, the more risk-averse Charlotte Lucas, with a similar logic just the next day. Charlotte seems well attuned to the pragmatism of Collins. She has already concluded that “happiness in marriage is entirely a matter of chance,” so courtship or chemistry is of little use in finding the right mate. And after all, Charlotte concludes, “I am not romantic, you know; I never was. I ask only a comfortable home; and considering Mr. Collins’s character, connection, and situation in life, I am convinced that my chance of happiness with him is as fair as most people can boast on entering the marriage state.” In short, from her perspective, this is a good trade given her appetite for financial risk and her expected risks and returns of a marital bond. Faced with the risks of the marriage market, Charlotte chooses comfort over further risk exposure, while Lizzy chooses continued exposure in hopes of a romantic outcome.

Lizzy和她的闺蜜Charlotte在面对婚姻市场上这种风险时的决策，与我们面对的各种其它问题，都有相通的地方。比如继续学历深造是不是值得？教育所带来的回报是否足够覆盖之前错过的机会与时间付出？一个初创企业花很多资源在新人培训上是否值得？找工作时你是要继续等待满意的工作还是接受一个目前手头上的offer？这背后都涉及对风险与回报的权衡，与如何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这种资源分配问题也正是金融所研究的中心问题。

保险虽然在管理养老、各种意外和自然灾害等风险时是非常好的工具，然而在面对择业与择偶风险时，并没有人能为这类风险提供任何保险。但幸运的是金融在保险的基础之上又演化出了两种金融工具——期权(option)与多样性(diversification)。这两个工具看着非常的专业化，但其实早在这两个概念还没有正式形成之前，在历史上，或小说等文学素材中早就为我们很好地演绎了这两个概念。

期权(option)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菲尼亚斯·芬: 爱尔兰成员》(《Phineas Finn》)中，就有一位女性角色Violet Effingham，为我们理解这两个工具提供了很好的故事素材，Violet在面对与Lizzy一样的择偶问题时，她总结道：“男人和小孩一样，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就让他们像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去做各种尝试吧，他们会找到正确的路的；他们必然会经历各种挫折失败，也因你他们才会变得更自立；但女人则必须慎重地考虑”。Violet强调女人在面对这类风险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犯错的成本会非常高。

Violet摒弃简单的坐等“真命天子”的降临，“我不会像其他女孩说的那样堕入爱河，我可以喜欢一个男人，也许，不止一个男人，可以是好多个男人；但至于对其中一个男人全心全意的爱，爱到一心只想嫁给他的程度？我并不能理解这种状态。”那么像Violet这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她才会决定选择结婚呢？对Violet来说，事情并没那么复杂；那就是在对的时间，她会从多个合格的竞争者中作出选择。“当我决定想要结婚了之后，谁第一个出现，那就是他了；毕竟，挑丈夫就如同挑房子或挑一匹马一样，你选一个房子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而是因为你正好想要一个房子，然后你就开始去挑，如果这个房子脏乱差，你不会选它。但如果你觉得这房子还挺适合，并且你也正好挑累了，那就是它了。这就是人们选房子的方法——选丈夫也一样”。

把婚姻当作寻找那个心中认为“对”的人，对Violet来说风险太高了，对她来说更好的策略是保持一定数量的option（期权），这样当她想作出选择时她随时有得选。这也是她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同时保持多个追求者，最终她作出了她的选择（行权），选了Lord Chiltern结婚。

用金融学的术语来说这本质上是创建一个有多个期权(option)的投资组合(portfolio)，并在恰当的时候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行权(exercise of option)，金融圈的人都很喜欢期权，因为它提供了自由与选择的机会，正如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一样，比如追求更好的教育，因为更高的学历与更好的社交圈其实是在提高他们期权的价值或者说令他们拥有更多期权(option)。然而期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与应该如何运用它们，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Thales)与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的创业历程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进一步的诠释。后文中出现期权和option这两个词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其实我更喜欢option这个词，代表的含义更广，而中文中期权这个词代表的含义比较窄。

上面讲到的Violet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她的“期权工具”，其实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对自身的充分了解，Violet之所以玩得转只因她是她，也如泰勒斯强调的"know thyself"，即人贵自知。泰勒斯被描述为世界上首位真正的数学家，因为他是第一个将数学作为一种正规的演绎法和以前那种用证据反证假说的做法区分开的人；也是最早运用自然知识解释各种超自然现象，甚至还在当时就提出了假说驱动思维(hypothesis-driven thinking)；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早进行期权交易的人，虽然那会可能还没有期权这种概念。

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泰勒斯虽然证明了很多事情，泰勒斯作为一个哲学家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但还有一项有待证明，泰勒斯因为贫穷，常被人嘲笑哲学无用。泰勒斯决定变现一下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下这种观点。他运用他的天文学知识，成功的预测到了橄榄的丰收季即将来临，他以事前约定的价格为未来作物成熟时租用橄榄油压榨机支付了定金；之后的丰收季到来使压榨机的租金大幅上涨，也让他赚了一大笔；泰勒斯也成功地证明了一个哲学家想赚钱其实并不难，虽然赚钱并不是哲学家关心的事。定金与期权保证金其实是相同的，当时指“定金”的单词“arrabon”在当代希腊语中获得了新的词义（指订婚的行为），但就其在古希腊语中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实际是给人提供了未来行动的选择权(option)。这里很好的体现了期权的这种不对称性，只需要付出相对少量的定金或者说期权费就可以锁定租用压榨机的权力，却并不需要承担履行租约的义务，如果到时情况不好，完全可以放弃租用压榨机，当然也就放弃了定金（期权费）。股票期权（这里只指call opion）也类似，可以让你事先锁定一个购买权，如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以现在约定好的价格购买某只股票，当然你需要为此支付相应的期权费。

期权(option)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高深难懂的金融工具，但其实期权和其它很多常见的金融工具一样古老，在十七世纪末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期权(option)甚至都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当时的荷兰哲学家Joseph de la Vega在他的书中《Confusion de Confusiones》（最早描述股票交易的一本著作）将期权(option/opsies)描述为：

sails for a happy voyage during a beneficent conjuncture and an anchor of security in a storm.

由于期权(option)只是锁定了一个购买权而不是直接购买某个资产，创造了一种不对称性，既鼓励了投机(“a happy voyage during a beneficent conjuncture”)同时也包含有保险属性 (“an anchor of security in a storm”)。因为这种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在资产下跌时你可以选择不购买，但同时还能享有资产增值的可能性，这种性质让期权(option)成为一种绝佳的投机工具；你以期权费为代价，而拥有了购入(call option, the right to buy)或者卖出(put option, the right to sell)的权力，在情况变成很糟糕的情况下，你的损失最多也就是期权费，所以期权(option)同时也具备了保险的属性。再想想淘宝京东提供的无条件退货条款，这其实类似于你拥有一个卖出期权(put option)，因为你可以在指定期限内将物品以原价“卖回”给商家。

也正是期权(option)的这种不对称性让人为之着魔，潜在损失的有限性与可能收益的无限性。我们过往的经历或经验都在为我们的未来创造出各种可选择性(optionality)，以教育经历为例，为什么我们那么注重教育，正是这种损益的不对称性，付出的教育成本是有限的，但其创造出的未来可能收益却是无上限的，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早在1688年，de la Vega追溯了options(opsies)的拉丁语词源optio，意思是选择、选项，再进一步追溯到optare，意思是许愿；而古希腊语中曾存在一种祈愿语态(optative mood)，现在已经消失，表达的也是这种许愿，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拥有期权(option)让我们拥有了对未来的某种想象空间、某种可能性，即便这种想象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低。

期权(option)提供的这种独特的不对称性，会积极地鼓励你去冒险，特别是当环境变得非常不确定，风险越高越好，因为你的损失总是有限的，而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反而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收益；正如随着我们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越多，即手中握有的option越多，就越应该去一个高风险、高波动性的环境，而不应该待在一个稳定、没什么波动性的环境里，这只会埋没自己的option。

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创业初期的故事也很好的阐述了这点，当时的CEO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想尽一切办法想说服供应商，投资者和客户相信快递行业的未来，在当时最糟糕的时候，由于没钱支付燃料供应商的$24,000账单，供应商开始威胁要停止供应燃料，当时史密斯的公司账上只剩下$5,000，那史密斯是如何挺过来的呢？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史密斯知道如果公司破产了，他会一无所有，但只要公司能再撑下去哪怕多一天，那意味着无限的未来，这听起来已经有期权(option)的味道——损益的不对称性，有限的损失与无限的收益。手中握有这样的option，如果是你会怎么干？好吧，你会寻求更高的风险，当时的史密斯就去了拉斯维加斯赌场，在21点的赌桌上将$5,000变成了$32,000，这也是为什么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还能活到今天的原因，后来史密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采访时说道：“我不知道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当时没钱支付给燃料供应商，我们早就关门了”。正因史密斯手中握有着“期权”，这也激励他作出更高风险的决策，如果成功了，收获是无上限的，而失败呢？反正后果都是一样，最多就是关门破产。公司的有限责任制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因责任的有限性，才鼓励人们在市场上进行更多的冒险活动。

当然这里边存在着道德问题，史密斯拿着本来应该属于供应商的钱跑去了赌场赌博，但由于期权存在的损益不对称性，面对这种激励(incentive)这也是他能作出的最理性的决策，正如所有濒临绝境的公司都会做出的选择一样（想想乐视的贾跃亭就知道了），如果你身处史密斯的位置，去拉斯维加斯搏一搏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你的资产组合(portfolio)中增加各种option，会鼓励你去进行更高风险的活动，即使你原来并不是一个风险偏好者；option使你有机会获得很多你以往想都不敢想的收获，让你更加喜欢风险，同时当你遭受逆境时也保护你免于损失惨重。理解option这种特性的人都会对期权特别迷恋，他们迷恋期权赋予的这种自由和可选择性(optionality)。但现实世界往往也事与愿违，也正是这种自由和可选择性(optionality)的诱惑，反而会把人带向另一个极端，过度迷恋保有option而不愿行权，保有想象中无限美好的可能性而不愿做出决定，其后果的外在表现就是优柔寡断，没有执行力。在持有option还是行权之间，做出决定就意味着自由与可能性的消失，也就是option价值归零，而行权的后果还可能需要直面残酷的失败，面对现实无情地鞭挞，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恐怖的。这其中的悖论使option这种本应该鼓励人去冒险的工具很多时候反而变成了一种行动的阻碍。

原文：

Any commitment necessarily must overcome the loss of option value that choices close off. So, commitments of various kinds become difficult given the extra burden they bear. It is not uncommon to hear people in finance talk about marriage as the death of optionality. Implicitly, the act of marriage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loss of something—future choices—rather than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As a result, a focus on the cre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choices can ironically lead to an inability to make choices. Alternatively, individuals most unable to make decisions become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optionality and frame their inability in terms of preserving optionality.

另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决策恐惧的极端人物，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代笔者巴图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这是一个描写人性阴郁消极一面的故事（小说非常短，推荐一读）。故事是从一位曼哈顿律师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的，律师（叙述者）的公司经营的业务是为华尔街富豪处理一些财务上的法律文书工作，很多的工作还是人手进行抄写的，标题中的Scrivener就是指这种文书抄写员。公司原来已经有两员抄写员了，由于业务增长的需要，他招聘了第三个抄写员，也就是主角Bartleby。

起初Bartleby还是很出色的完成了各种文书抄写工作，直到有一天，当律师要求Bartleby去做一些文书的较对工作时，Bartleby回复了一句传奇的、并且在往后被不断重复的话，“I would prefer not to”，这是一句多么令人错愕的答复啊，Bartleby既没有明确的答应，也没有明确的拒绝。随后Bartleby开始越来越少的参与工作，这令律师非常地沮丧，律师尝试过几次与Bartleby理论，但都无果；到最后Bartleby已经完全不工作了，每天就是盯着办公室窗口往外看那死灰的砖墙。有一次星期天律师偶然经过办公室，居然发现Bartleby甚至已搬到办公室里住上了，开始把办公室当家了。律师发现Bartleby在办公室生活后要求他搬出去，Bartleby照例还是回复“I would prefer not to”，理论无果之后，律师实在没办法只能自己把公司搬走。随后办公室的新租客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伤透脑筋，要求Bartleby搬走，得到同样的答复“I would prefer not to make any change at all”。一段时间之后，律师心有不安回来查看情况，发现Bartleby已经被警察关进了监狱，律师去监狱看望了他，发现他比以往更阴郁了，律师买通了一名狱警以保障Bartleby能得到正常饮食，但Bartleby还是同样的态度“prefers not to dine”，几天之后律师再回来时发现Bartleby已经饿死了。

Bartleby对各种问题的态度是既不说yes也不说no，Bartleby更愿意保留可选择性(optionality)，只要不选就还有得选，选了就意味着各种可能性的消失。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种选择恐惧症，或者说不愿直面现实的抉择，宁愿保留某种可选择性(optionality)，沉浸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世界中，这就是Bartleby所做的，对保有可能性的迷恋超过了直面现实。

Bartleby的故事过于极端，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我们不做出选择，环境或者说社会潮流也会帮我做选择，这通常会掩盖我们不做选择的事实，使我们不至于为没做选择而感到内疚，社会大潮流会推着我们往前走，而我们就这样在环境的裹挟下随波逐流，直到有一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不做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一连串不选择的选择塑造了我们过去生活的轨迹，这也是社会大潮流为我们塑造的轨迹。

自由意志

我想这一节算是插曲吧，其实Bartleby的故事还使我想起另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叫亿年机器人，是关于人工智能与自由意志的思想实验；这是在王烁的专栏上看到的，原先出自丹尼尔·丹尼特的《直觉泵与其他思维工具》，丹尼特是现代进化论科普大家，也是最具科学家气质的哲学家。

如何让自己看到亿年以后的世界？如果你想亲身看到一亿年后的地球，现在能想象的惟一办法是休眠。你爬进休眠舱，然后在一亿年后醒来。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休眠舱需要经受一亿年考验，要保证能源供给不断，要能经得起环境灾变，万一受损还得自我修复，数不清的考验它都得能应付，否则你就再也醒不来了。你也不能找一个“理想”的位置，就将休眠舱放在那里不动，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是否会有地震、海啸等其他自然灾害，未来无法预测，那怎么办呢？制造一个能感知环境、回避风险、寻找资源的机器人，把休眠舱放进去。说到这里你可能明白一些了，动和不动是自然界生物的两种策略，前者是植物的，原地不动，后者是动物的，可以移动。

要求机器择机而动，你从一开始给它下达了指令，“让我活着”，然后便沉睡一亿年，不再给它临场指导。你的机器人必须能够自己制定策略，“知道”如何去寻找资源，如何转移到安全地带，如何预判和回避危险。这些你既不可能都提前想到，就算想到一部分你也不能事事都提前准备，你准备不起：所需资源太多，太笨重，更不能适应环境变化。

挑战不止于此。未来一亿年不会只有你的那个机器人，可能有许多机器人，彼此竞争、合作。你的机器人得具备合纵连横的能力，需求层层嵌套。如果你的机器人最终不辱使命，将你保存到一亿年之后，那么它多半发展出了自运行的能力。你在休眠中，不能实时控制，机器人在保存你生命的最终目标之下，根据环境变迁，会自己衍生出许多次生目标。这是天大的事：衍生就意味着脱离，脱离于当初的目标。不忘初心，何其之难。允许机器有相机决策自主权，那么自主决策的进程一定会超载你的预想范围，这就叫失控。

讲到这里，你应该多明白一点了。这个故事中的机器人就是人类自己。在演化中，基因创造出人来做它们的机器人，以保护它们在人类身体深处漫漫休眠。人是基因为了自己永生而创造出来的机器人，但在基因不得不让渡的自主决策空间中，人类演化出了自由意志。

我们作为人的利益，与“造物主”基因的利益，走上岔路。从基因不得不赋予人类学习能力，授权自主决策的那一天起，基因失控，人类自立，就成为注定的结果。一言点醒梦中人，既然人本来是机器，机器何尝不能是人？

如果说人只是基因的机器，那我们对所谓自由意志这个次生目标的过度追求，最终的结局可能就如Bartleby那样，Bartleby实现了对个人意志的绝对操纵，他是绝对自由的，他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因此不需要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与束缚，但最终结局就是被毁灭，被进化所淘汰。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双重目标分岔的矛盾？如何自处？后来我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找到关于这方面非常精彩的论述；那就是自愿的对自由意志进行屏蔽(self-veiling)，带上mask，去饰演各种角色，执行各种角色预设的仪式，至少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生活需要仪式感。但在带上mask的同时，还要保持一种自我觉知与坦诚，不仅是对他人也更是对自己的坦诚，知道自己是带着mask参与各种“有限游戏”的；即不管在什么情境下，自己始终都是有选择的自由，有切换角色的自由。或者再以一种简单粗暴的语言来表述——自由意志是重器，轻易不要使用，要用也要用在刀刃上，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好好屏蔽着吧。我也自觉愚钝，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描述清楚书中极致精彩的描述，只好继续将重点截取出来，只求意会吧。

《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

- 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自由：

There are, to be sure, games in which the stakes seem to be life and death. In slavery, for example, or severe political oppression, the refusal to play the demanded role may be paid for with terrible suffering or death. Even in this last, extreme case we must still concede that whoever takes up the commanded role does so by choice. Certainly the price for refusing it is high, but that there is a price at all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oppressors themselves acknowledge that even the weakest of their subjects must agree to be oppressed. If the subjects were unresisting puppets or automatons, no threat would be necessary, and no price would be paid.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游戏的赌注是生死。例如，奴役或严重的政治压迫，拒绝接受被要求的角色或许需要付出极度痛苦或死亡的代价。即便是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中，我们仍然必须承认，接受被指定的角色是自愿的选择。诚然，拒绝这个角色的代价很高，但是代价的存在表明，压迫者自己也承认，就连最羸弱的被压迫者也必须同意自己被压迫。如果被压迫者是不抵抗的木偶或机器人，那么就没必要威胁，也就无所谓代价。

- 自我遮蔽：

Some self-veiling is present in all finite games. Players must intentionally forget the inherently voluntary nature of their play, else all competitive effort will desert them.

So it is with all roles. Only freely can one step into the role of mother. Persons who assume this role, however, must suspend their freedom with a proper seriousness in order to act as the role requires. A mother's words, actions, and feelings belong to the role and not to the person-although some persons may veil themselves so assiduously that they make their performance believable even to themselves, overlooking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a mother's feelings and their own.

The issue here is not whether self-veiling can be avoided, or even should be avoided. Indeed, no finite play is possible without it. The issue is whether we are ever willing to drop the veil and openly acknowledge, if only to ourselves, that we have freely chosen to face the world through a mask. Consider the actress whose skill at making Ophelia appear as this woman demonstrates the clarity with which she can distinguish the role from herself. Is it not possible that when she leaves the stage she does not give up acting, but simply leaves off one role for another, say the role of "actress," an abstracted personage whose public behavior is carefully scripted and produced?

What makes this an issue is not the morality of masking ourselves. It is rather that self-veiling is a contradictory act -- a free suspension of our freedom . I cannot forget that I have forgotten. I may have used the veil so successfully that I have made my performance believable to myself. I may have convinced myself I am Ophelia. But credibility will never suffice to undo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self-veiling. "To believe is to know you believe, and to know you believe is not to believe" (Sartre).

所有有限游戏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自我遮蔽。参与者必须有意忘却自己参与游戏所固有的自愿性质，否则，所有竞争、努力都将离他们而去。

所有的角色都是如此。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进入母亲的角色。但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必须以适当的严肃性抽离自己的自由来按这个角色的要求行事。母亲的语言、动作和感情属于这个角色，而不是这个人。虽然有些人可能非常认真地遮蔽自我，以至于就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表演，忽略了母亲的感情和其自身感情之间的差别。

这里的问题并非是否能够避免自我遮蔽，也非是否应该避免。事实上，有限游戏离不开自我遮蔽。问题是就算只是对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摘下面具，坦诚自己是自愿选择通过一副面具面对这个世界。一个演员能够让奥菲利娅这个角色以这个女人的形象出现，这就表明了她能够清晰地区分自己和角色。离开舞台后，她仍未放弃表演，放下一个角色，做起另一个角色，譬如「演员」这个角色——一种抽象人物，其公共行为受到精心的编写和制作，这种情况难道不可能吗？

这个问题并不在于遮蔽自己的道德性。而是在于自我遮蔽是一种矛盾的行为，一种对自由的自愿抽离。我无法忘却自己已经忘记。我可能掩饰得非常成功，就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表演。我可能说服自己我就是奥菲利娅。但这些确信永远不足以消除自我遮蔽的矛盾性。「相信是知道自己相信，而知道自己相信是不相信。」（萨特）

- 抽象与具体:

Since finite games can be played within an infinite game, infinite players do not eschew the performed roles of finite play. On the contrary, they enter into finite games with all the appropriate energy and self-veiling, but they do so without the seriousness of finite players. They embrace the abstractness of finite games as abstractness, and therefore take them up not seriously, but playfully. (The term "abstract" is used here according to Hegel's familiar definition of it as the substitution of a part of the whole for the whole, the whole being "concrete.") They freely use masks in their social engagements, but not without acknowledging to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at they are masked. For that reason they regard each participant in finite play as that person playing and not as a role played by someone.

Seriousness is always related to roles, or abstractions.

To be playful is not to be trivial or frivolous, or to act as though nothing of consequence will happen. On the contrary, when we are playful with each other we relate as free pers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open to surpris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s of consequence. It is, in fact, seriousness that closes itself to consequence, for seriousness is a dread of the unpredictable outcome of open possibility. To be serious is to press for a specified conclusion. To be playful is to allow for possibility whatever the cost to oneself.

由于无限游戏中可以存在有限游戏，因此无限游戏参与者并不逃避有限游戏的表演。相反，他们进入有限游戏时也拥有所有适当的活力和自我遮蔽，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有限游戏参与者那样的严肃性。他们把有限游戏的抽象性看作抽象性并接受，因此他们并不是那么严肃地对待有限游戏，而是游戏性的。（「抽象」在这里的意思源于黑格尔对抽象的经典定义，即从整体中抽取出来代替整体的概念，整体是「具体」。）他们在自己的社交活动中自愿使用面具，但会向自己和他人承认他们在遮蔽自己。因此，他们将有限游戏中的每个参与者都视为参与的人，而不是某人扮演的角色。

严肃性总是与角色或抽象有关。

游戏性并非琐屑无聊或轻佻的，也不是好像毫无意义和无须承担后果的玩耍。相反，在互相游戏时，我们都是以自由人的身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对各种不确定性敞开着的，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其意义。事实上，严肃性关闭了有意义的可能性，因为严肃性是害怕各种开放的不可预知的结果的。严肃性需要特定确定性的结论，游戏性则允许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可能性。

多样性(diversification)

让我们继续讨论Violet Effingham管理择偶风险时的态度，当Chiltern夫人对Violet说Chiltern公爵是真心爱她的，Violet的答复也切中了要点，男人的爱是否真心并不应该成为她择偶的标准：“同时可以有十个男人真心爱我，但我没法同时嫁给十个男人”。十个男人中有的未来会越来越好，有些不会，有的会走下坡路，风险总是存在的。只有她可以同时和十个结婚，要是她会分身术就好了，这样她就可以直接选十个，所有的风险也就消除了。后来我慢慢发现“每个女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这句话应该是对的，也愈发地觉得她们很多的直觉都是合理的，因为那些直觉很可能是经历千百年的进化机制筛选后而被写进基因里的。

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分身术，但金融中的多样性(diversification)更多的就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分身术。多样性(diversification)是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石，与期权具有的保险属性一样，多样性也有很强的保险属性。HBO的电视剧火线中的大毒贩斯丁格·贝尔(Stringer Bell)，也是巴克斯戴尔(Barksdale)贩毒集团的首脑，就很深刻的理解多样性在风险管理中的好处，他不仅每个手机只使用一次，而且购买手机的地点也必须是分散的，连SIM卡也必须经常变，通过这种多样性，他大大降低了被监听的风险。而在他的主营业务贩毒之外，其它业务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包括地产，还有一些政府外包合同。虽然最终还是百密一疏，他的手下并没有将多样性贯彻到底，一次又一次的从同一家租赁公司租用车辆，成为了警察最终的突破口。

多样性(diversification)背后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分配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NBA如今最炙手可热的球员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完全的专注于训练篮球也不是库里的选择，库里年轻的时候，除了篮球，还练棒球，足球，田径，高尔夫，甚至还有美式足球。科学的解释是多种不同的训练项目，可以减少运动损伤，还可以增强某些次要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在一些运动项目中反而变成了主要技能，但在其它运动项目中却只是次要的。这与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 也有翻译成自由技艺)背后的逻辑也是一致的，避免在年轻时就一头扎入一个专业化的狭小领域，而是尽可能多的体验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从而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为以后漫长的学习生涯提供支撑。

虽然凯恩斯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相当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他个人认为自己非常了解而且管理也完全值得信任的企业上。而投资人如果认为，通过将资金分散投资到大量他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没有任何理由予以特别信任的企业，就可以据此限制自己的投资风险，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这背后的逻辑与多样性(diversification)其实并不冲突，还是应该从不同维度和时机上理解吧，有些关键阶段确实应该重仓在某种资产上，才有可能有所突破，特别是突破自己所处的阶层；而其它阶段，其实多样性是一种很好的抵御风险的手段。

多样性的好处不仅仅是降低了风险，同时还维持了收益，还有什么比收益不变的同时风险变低更好的事呢？持有各种不同的资产，从这种不完美的组合关系中得到各种意外收益。事实上，最好的资产其实是那些跟你原来持有的资产表现截然不同的资产，在你的资产组合(portfolio)中增加这种资产，在维持原有收益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你面临的风险。而增加那些与你原有资产表现非常接近的资产，并不会有降低风险的作用。

我很喜欢下面提到的don’t crowd each other out这个词组，其实这里讲的多样性并不是简单地将鸡蛋放不同篮子里，也不是简单的广撒网，多敛鱼；因为很多时候不同选项之间并不是简单平面的互斥或者说替代效应，而是可以有更为立体的螺旋反馈效应或者乘数效应。

原文：

That lesson on the virtues of diversification also extends to our personal lives. A dear friend framed his portfolio problem to me in this way: “I kno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can do with my time is to spend it with my children—but if I spend all my time with them, I’ll screw them up terribly and probably go crazy myself. Why is that?” The finance take on this is that diversifying our experiences and relationships is precisely what we should be doing—relationships don’t crowd each other out but they enrich each other. Being a good friend and colleague doesn’t diminish your efforts as a parent but may well benefit those efforts.

事实上，最好的人际关系应该是那种可以拓宽我们视野，让我们从固有经验局限中解放出来的伙伴，用金融点的术语叫imperfectly correlated assets(不完全相关的资产)，这也能极大丰富我们的人生历程。如果生活中交往的人都是思维观念和生活阅历跟我们差不多的人，那么生活的体验也自然没什么变化；而且还会使我们钝化，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也描述过类似的现象，他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消防员效应(firehouse effect)，经常聚在一起的消防员，慢慢地思维方式与对各种问题的观点都变得高度一致，即使这些一致的观点在外人看来是非常荒诞可笑的。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同质性(Homophily)，与思维观念相近的人在一起是我们的社交本能，与想法接近的人交流总是容易的，但这是金融对我们启示中所提醒我们的， 勇于突破舒适的环境去直面各种难受但不一样的经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体验会是更丰富的。

最后

回到Lizzy，《傲慢与偏见》的结局我想大部分人都看过（没看过小说应该也看过电影），结局也是大家愿意看到的，Lizzy跨越了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的鸿沟，她并没有行权第一个option(Mr. Collins)，即便是对后来出现的真正对的人Mr. Darcy这个option，也不是一次就行权，而是经历了各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之后才最终选择行权。

但在现实中，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局不见得就是真正的结局，现实的情况总是信息不对称，没小说那么多峰回路转，大部分时候陌生人之前交流的机会就很少，获取的信息自然也少，可能一次碰面之后这辈子也没机会再联系了，信息也不会再流通。

信息永远都是不对称的，如果对称了，那也没你什么机会了，后来我很喜欢proactive这个词，这个词的含义远非中文中积极主动所能覆盖的，要获取信息，It's all about proactive。这世界存在很多tacit knowledge，很多时候语言并没法覆盖所有思维上想表达的概念，那这些就只能靠意会了。

原文：

The story of Lizzy Bennet endures because she navigates her risk management problem as we all hope to. She rejects Mr. Collins as well as her mother as they play on her sense of risk aversion, trying to intimidate her into exercising the first option (Mr. Collins) she is presented with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her true love (Mr. Darcy). She doesn’t exercise the option provided by Darcy, her ultimate true love, when he first proposes, as he seems insufficiently dedicated to her and excessively self-obsessed. Instead, she waits until she is ready. She stands by her relationships with her sisters and measures Darcy by his actions toward her family, refusing to choose one over the other and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relationships should enrich each other. She comes to appreciate Darcy’s differences in demeanor rather than being suspicious of them.

Ultimately, she realizes that Darcy is not working against her sisters’ interests but is actually a reliable ally. Her visit to Darcy’s estate i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as she learns of his generous character and steadfast nature from his staff—he is not the arrogant, opportunistic high-beta asset she was wary of. With risks investigated and returns well established, Lizzy gets a second bite at the apple as Darcy presents the option yet again, and now Lizzy doesn’t hesitate. Instead of thinking of how much the loss of optionality would cost her, she “hits the bid.” She seems to have understood that risk management is not a goal in and of itself—but rather a set of strategies to ensure that one can take the big bets one needs to take to truly creat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