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乱

庚子之乱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书中记载，1963年，尼克松去美国前总统胡佛家中，89岁的胡佛告诉尼克松，1900年他在中国亲眼目睹义和团狂热排外的杀戮暴行，胡佛夫妇回忆，官兵也参与屠杀外国人，数以千计的尸体从租界沿边河流漂浮。

庚子之乱，是世界体系对天朝的期末考试，考试结束，天朝被“记过处分，留校察看”，面临开除学籍之危险。类似于邓公改开之前说的：“搞不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天朝之前参加世界体系的考试（鸦片战争），参加东亚体系的补考（甲午战争），考试成绩均不合格。但天朝开展自强运动与尝试戊戌变法，世界体系认为，天朝考试之成绩不合格，但是学习之意愿合格。庚子之乱前，天朝保持学生的最低标准，尚没有公然违反校规。

义和团之暴动及慈禧发布《向世界上有邦交国家宣战诏书》，终于使世界体系彻底绝望。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悲哀的说：“我一生研究中国文明，可今后在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只能跟非洲部落等量齐观。”

庚子之乱，按照革命史学的逻辑，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值得予以肯定与歌颂。革命史学的叙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学术领域完全受现实政治支配的结果。单就文字表述而言，革命史学也能做到自圆其说。“先论点，后选择性提取材料”与“截留部分材料，后论点”，是革命史学治学的重要特征。

按照现代史学的逻辑，庚子之乱，是一场狂热激进的暴力排外运动，后果是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对满清政权与义和团的作为，予以全面否定。现代史学，摆脱现实政治的过多干预，基本回归学术之正常轨道。现代史学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以“是与非”、“褒与贬”作为评判人物、事件的结论与标准，也是类似于革命史学的自圆其说，只是谬误程度不同而已。

满清经改（自强运动）失败，政改（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清之保守派，必然成为庚子之乱前唯一主持大局的当权者。格局无法突破，路径也就没有选择余地。排外，是满清保守派的身份标识与必然选择。

义和团产生于华北（河北、山东、河南为主）地区。按照清初王夫之“华夏以文化论，非以血统论”的观点，王夫之甚至提出将华北之华夏资格予以开除。民国陈寅恪在分析华北变迁的文章中说：所谓隋唐关东豪杰，其实是胡化的汉人。陈寅恪认为，隋唐时期，华北就已经是深度胡化之区域。演变到清末，华北彻底沦为“贫乏的物质+文化的贫乏”的野蛮、封闭、散沙的社会，西人东渐，正是孕育义和团的最佳地点。
庚子之乱，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在满清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暴力排外运动以直隶为中心，向北方各省蔓延。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灭洋大革命”，南方各省普遍持观望态度，没有与“满清中央”保持一致。南方各省甚至联合发动“东南互保”运动，与各国政府达成协议，表达对事件持中立之立场。庚子之乱的“东南互保”运动，对满清王朝构成的伤害，远大于革命党制造的所谓“黄花岗起义”或“自杀式袭击”。

辛亥年的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场哗变，竟然引起南方各省的“独立”，以致于远在海外的国父孙文，惊闻国内有变，匆忙回国“指导革命”。各界翘首期待国父回归，寄望于国父携带海外筹集之巨款以支援革命。没想到国父抵达，发表“带回的，唯革命之精神”之主题演讲，使各界大失所望。

辛亥年，革命党对南方各省的影响（远谈不上控制）力极其有限。始于庚子之乱的“东南互保”，反而说明南方各省已经具备脱缰而出的意愿与能力，辛亥年，各省之“通电独立”，实质只是庚子之乱“东南互保”的改编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