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

张文义是我的小学老师，村子建校那年正好是张老师初小毕业。那时他是全村学历最高的秀才，于是他就成了建校后的第一个教师，也许是最早的民办教师吧，那年他才十五岁，后来村里的小学规模不断扩大，陆陆续续来了来过许多的教师，他们都像候鸟般地断断续续地离开了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只有张老师至始至终，都默默耕耘在这片沃土上，为村子的孩子们的成长教育，流过辛勤的汗水，也洒过委曲的眼泪，直到民办转为公办退休，才离开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教学园地，他和村中的这所小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个诚实的人，对所有接受过他教育的学生来说，他对得起好人这个名声。

我于1970年春天入学，没到达到入学年龄，只是村里为了解决村民家中孩子无人照看问题，以解村民的后顾之忧，让接近适龄的儿童到学校上学，称为"半年级"，实际上相当于后来幼儿园的大班，其实半年级和一年级在同一个班中，上的课程完全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复式班。三年级和四年级也是复式班，五年级小学即将毕业，是一个独立班。

一二年级的学生就坐在木板搭成的凳子上，书包放在木板搭成的桌面上，教室两侧分别坐着一二年级学生，老师上课时，先给二年级学生讲课，讲上一段后，让二年级学生做练习或作业，再给一年级学生讲，由于二年级学生年纪大点，先讲完后，能够安静地做练习，不会干扰一年级学生正常上课。张文义老师上复式班的课还是蛮有经验的。

我入学后，张老师就是一二年级复式班的包班老师，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讲课时，不管气温高低，鼻子上总是爬满了亮晶晶的汗珠，我就想，张老师肯定是牛投胎转世的，因为牛鼻子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湿润润亮晶的。在张老师讲课时，口若悬河，沫花飞溅，稍不小心，一朵沫花就会飞到你的脸上，每当讲得性起，嘴角边挂满了白色的飞泡，随着喉结的上下滑滚，或天降甘霖或释泻幽咽。

包班老师相当于班主任，负责算术、语文、体育和音乐的全部课程，每天学生上课前指导值日生打扫教室卫生，特别是冬天，在学生到校之前就将教室火炉生好，保持每个学生不受冷冻，我觉得张老师当保姆比当老师更称职，在当时的教育教学环境中，一个好保姆比一个所谓的好老师更让人觉得学校的温暖。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张老师的害怕多于尊敬。农村的孩子野性是与生俱有的，很难适应学校的教学管理，总是将外面的野性带入到课堂，偷偷地回头看看，小声地与同位说说话，将外边的东西带入教室玩，基本每天都会被张老师警告几次，他的警告对我来说，根本没有警示性。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用心在玩着用线栓着腿的熊蜂（村里人叫蚂蚊），我把它放在木板下面，让它爬动，没想到它爬动到了同座女同学那边，女同学看到蚂蚊后，吓得跳了起来，跑出了坐位，张老师惊讶地将拼音P和随P喷发的沫花深深地压回了胸腔，没有理顺的气流将张老师憋得满脸通红，去皮的白色柳条教鞭狠狠地落在了我的头上，钻心的疼痛刺激着已经充胀的膀胱，尿流扣开了控制，顺利地冲入了裤内，发出愉快的呻吟。

受不了学校的清规戒律，受不了上课的压抑苦闷，终于有一天我带着书包从家里出发，没有向西，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路向东，鸟儿在向我招手，云儿在为我低头，我的心在天空，在原野，在村子东边的柳树下，在忙碌采蜜的的蜜蜂边。中午背着书包，踩着放学的钟声回了家，还没有来得及端起中午的饭碗，品尝胜利逃亡的美味，张老师就来到了家中，我那完美的逃离学校的措施，在张老师和父母的面前，只是掩人耳目的小伎俩。从此每天只能背起书包，一路向西，忍受着寂寞与孤独，每天张大嘴巴，学着张老师的样子，气流顶着唾沫的尾巴，PPP地吹新着气，半年级，一年级，我适应了这种静看远山大海的平静，我看过了繁花落尽处的平淡，我如受戒高僧，每天坐在太阳照不着的脚落，听着不同老师们的喋喋不休，一年，两年…..突然有一天，我也拿起了教鞭，我发现我变成了张老师，总是卷舌和不卷舌分不清，抄着一口炒面音的普通话，讲着让自己都浑浑入睡的课题，只是我那讲课的飞沫，让下边听课的学生多了几分机灵，不敢在课堂上睡到明天的天亮，直到此时，我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汗水，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