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因为它出现了一个蔓延世界的病毒——新冠状肺炎病毒。这个事情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问题，一旦染上病毒，就不好医治。虽然不是必死无疑，但也有些人没有被救活。更其严重的是，它有传染性，而且在传染后的十五天内根本无症状，这就给每个人的自由行动形成了“威胁”。你怎么知道感染了病毒？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外出，特别是不能和外来人员“接触”。
最早发现这个病毒其实不在中国，而在国外。据说首例出现在西班牙，那是二〇一九年九月的事。但那时大家都还没有确认，而且也不希望它是一种不可遏制的“野火”，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声张。等这种病毒开始扩散，面积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神不知鬼不觉的传到中国的武汉时，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在中国首先出现的，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的武汉，当时发现多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于是就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医生要求应尽量在家隔离，减少外出，这样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一定要出行，也应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与消毒。
中国政府在十七年前就出现过全国总动员，为抗击“非典型性肺炎”实行过一次限制人员流动的行为。所以，当发现新冠状肺炎病毒后，又需要这样的行动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大面积扩散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于是，马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一场为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人民战争”终于拉开帷幕！
十七年前抗击“非典”时频繁出现的“钟南山”这几个字，又开始在视频中出现。钟南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人的名字。二〇〇三年抗击“非典型性肺炎”，也就是遏制sars冠状病毒，中国的医疗专家组就是由他带队。这次专家们又在他的带领下，马上奔赴武汉前线。此时，钟南山已八十三岁高龄，但他的身体依然健朗，精神状态不亚于一个年轻人。许多人看见“钟南山”这几个字又频繁出现，先是吓一大跳，知道他的“出马”，将意味着问题的严峻性。同时，对他的“出马”也放了心，因为他是颇有经验的老专家，对疫情的“扑灭”，希望值很高。随着疫情的蔓延，问题的确严峻。人们希望“钟南山”像一座山，一座巍然屹立于病毒前沿的“大山”，把疫情堵挡在三山两水的武汉，并把它彻底“剿灭”。
但是，钟南山只能完成他眼前的工作。亿万人民不被传染的安全问题将如何保障？这是钟南山没法做到的，只有党和政府才是人民坚强的后盾，只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伟大决策，才是彻底摆脱新冠状肺炎病毒不被传染、扩散、蔓延的光明大道。于是，整个中国从春节期间就开始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斗争。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坚决杜绝与外来人员接触，出门带口罩，完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亲临武汉第一现场，指导当地人民抗击疫情。
从习近平总书记开始，到任何一个地方的社区或村民委员会，都是整个国家机器开始高速运转的必备环节。五星红旗国旗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是重点保护对象，而且必须听从上级的统一指挥。“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重如泰山”，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理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这一理念浓缩在“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这几个简洁的文字中。党和政府不光要带领全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得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不光要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还得战胜各种病虫害；不光要战胜各种病虫害，还得战胜各种危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传染病。
从一九五〇年二月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就开始重视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十四种传染病是当时流行民间的最大危害，它们是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是最厉害的，被称为“三大烈性传染病”。北京市人民政府最先成立专门的防疫机构，对传染病实行预防、监控和消除。
传染病的传播途径，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是通过苍蝇、蚊子等到处乱飞所致。至于“鼠疫”，肯定是通过老鼠，所以在火红的五十年代曾经一个时期，把老鼠当着了敌人，出现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务院曾发出统一规定，专门开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四害运动。“麻雀”其实与传染病无关，但是它吃掉很多人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所以也被列为一害。但是后来发现麻雀可以吃森林中的害虫，就把这一害取缔，换成了“臭虫”。
至于“天花”，那更是引起高度重视的疫情。因为人一旦出生，就免不了要出“天花”，而出“天花”就免不了有生命危险。所以，在旧中国的帝制时代，皇家的小孩一般都是先秘密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只有等出了“天花”后才能带进皇城。其实“天花”不是人身上固有的病毒，而是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祖先，这样就遗传了下来。科学家估计，只有当人长时间与动物吃住在一起，才可能被传染上牛痘似的病毒，这样才能出“天花”。这个时代，应该是人开始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时，只有这个过程，才和动物吃住在一起。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共进行过三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二次接种疫苗行动，让五亿多人种上了抗击“天花”的牛痘疫苗，从而使全国六十岁以下的人都得到了预防。同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每隔六年，国家又对新出生的人普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结束。一九八〇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中宣布，人类已经彻底消灭“天花”。一年后，即一九八一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停止种痘。但为了怕“反弹”，有的地方又连续种了三年。
至于“霍乱”，也是一种传染病。它的特点是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这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没有发现过大规模的“霍乱”。这不是运气好，没有碰上。而是国家卫生部门在历年中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所致，也是除“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这“四害”所致。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把传染通道到处切断，哪里还有“霍乱”的藏身之地？一九六五年，北京市终于发现了一例，马上就被高度警惕的“卫士们”捕捉，然后立刻把这个传染源扼杀在了摇篮中。
从古至今，人类对各种传染病无法医治而导致大面积的死亡。这种现象他们无能为力，就冠之曰“瘟疫”来了。其实，他们说的“瘟疫”就是各种恶性传染病。一九五七年，人民领袖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苏德隆时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教授是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应该是今天钟南山的前辈了，他回答：“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教授依然说：“不能！”“那七八年呢？”毛主席很焦虑地继续追问，因为他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而专家说的话就是板凳上钉钉，实打实。此时有人看见毛主席紧张迫切的表情，就轻轻拉了一下苏教授的衣角，苏教授马上会意说：“限定年限是可能的”。
为了兑现“限定年限”的承诺，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苏德隆在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地方上海青浦摆开了“试验”战场。血吸虫是依赖一种叫“钉螺”的小动物，它一般存在于低洼潮湿的河滩之处，属于水陆两栖类。只要把它消灭，血吸虫病就没有了。自然界中那么多钉螺，如何能短期内消灭？所以苏德隆说七八年也不行。但有一种办法可以试一试，那就是依靠广大群众来“共同剿灭”。大家都去捉钉螺，然后进行晾晒、焚烧、喷药。这个办法果然凑效，但苏教授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这个别人就是江西省余江县的人民政府。
一九五八年，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了血吸虫病，他们的诀窍就是发动一场“捉钉螺”的人民战争。各级政府组织广大群众挖沟挑土“填埋”钉螺。那时，有一首歌谣流传在耳边“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难保住！”参加“灭螺”的人大都是得过血吸虫病的人，查出来就马上治疗，治好了又立马回工地继续“灭”。当时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江西省余江县取得了成效，让毛泽东感慨万千，他在夜不能寐中写下了七律诗二首，题目就叫“送瘟神”。他在前言中说，读了六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看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于是就写下了两首壮丽的诗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今天，武汉出现了新冠状病毒疫情，而且被感染的人逐渐在增加，传染源在不断扩大。当务之急，就是切断传染源，然后对可能被感染的地区进行“隔离监控”，然后对感染上病毒的人进行“隔离治疗”。这个事情看似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许多人还在过大年，你叫他防“疫情”，他听起来就觉得“不友好”。中国大多数人最看重的就是“新年”，最忌讳的就是在“新年”说不吉利的话。你说“瘟疫”要来了，希望大家防一防。他会认为你就是“瘟神”，你这一句话，已经把他一年的好事都给“冲”走了。
但是，从春节联欢晚会中多增加的武汉抗击“疫情”的内容，已经明显感觉到“山雨”已经来临。果然，从正月初三开始，一些边远的省份已经对外出流动人员实行“排查”，从湖北省来的人被当着“重点隔离”对象。几天后，各级政府，各企业、事业单位，各社区，各村民委员会都成立了防疫指挥部，对外出流动人员，包括不一定是湖北省来的，都进行严密检测体温，一旦发现有疑似症状，马上送医院。其他没问题的人也不能马上回家，必须登记，然后在集中点隔离十五天。一场中国人抗击新冠状肺炎病毒的“人民战争”终于开始了。
根据专家钟南山预测，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将是疫情的高峰突发期，所以他希望全国人民不要紧张，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染上病毒要在十五天后才能显现。这之前许多人染上了肯定不会知道，所以人数会陡然上升。只要动用国家力量切断传染途径，人数高峰期一过，就会出现“回落”。这就是希望的转折点，也是一个疫情被遏制的绿色信号。于是，人们每天都在关注新闻，盼望这个伟大的转折点尽快来临。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转折点却迟迟不到。
专家的预测没有如期出现，难道专家计算错了吗？应该不是，因为实际存在的情况有许多复杂因素。比如在切断传染的途径中，有的地方可能出现松懈；又比如，有的人有个体差异，十五天后并没有发作，但在二十天后却发作了。总之，实际出现的情况应该与“预测”有误差。但专家的预测大方向是对的，就是只要切断传染源，感染人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如果迟迟不“回落”，却还在增加，说明有些地方出现了疏忽。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流动人员一旦出现管理松懈，就会出现不良后果。
为了加大“隔离”力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再次进行“梳篦行动”，限控流动人员。从三月初开始，全中国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主动把自己关了“禁闭”，除了市场、超市为政府指定的购买点，其余不准擅自营业。一家人只能有一个人外出买菜买粮，还得分单日、双日。进了市场、超市，还得接受监管人员的体温检测。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天，终于出现了转机。
但是，在武汉前线的人们却更为紧张，武汉的老百姓被“困”在屋子里，连高声说话都怕唾沫星子乱飞会传染给别人。据说有个学校的学生被“国家行动”所感动，准备打开窗户唱国歌，刚一唱就被马上禁止，原因是怕唾沫星子乱飞，在微风中趁虚进入窗户，再传染给别人。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全国人民想“声援武汉”，想向广大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想向广大解放军官兵、武警部队战士致敬，都没法表示，只能默默的等待，仿佛大家坐在原地不要乱走动，就是一种“支援”。的确，只要大家“听话”，遵照政府的严密部署，就是最好的“支援”。
四月到来，那个钟南山预测的转折点终于来临。这时，疫情薄弱的边远各省份终于迎来了“自由”的春天。学生开始上学，庄稼人也下地干活了。这时，大家再看电视时发现，每天的疫情变动表上感染人数开始下降，而且许多地方逐渐“开禁”，中国大地像做了一场噩梦，终于渐渐苏醒过来。一场规模宏大的抗击疫情行动，终于迎来了东方地平线上的曙光。由此，我们不禁会想起毛泽东主席那首《清平乐•会昌》来：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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