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她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德国王族。从5岁起，维多利亚就开始了启蒙学习。到11岁时，便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维多利亚的两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汇报中讲道：“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个大事件亦很熟悉，这对如此年轻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儒家思想束缚，根本不可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然而，慈禧能够在佳丽如云的后宫脱颖而出，深蒙咸丰皇帝宠幸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慈禧个性很强，强调女人独立精神。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敌的能力——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罕见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会独自吟咏。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
慈禧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们擅长的蝇头小楷，反而喜欢写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就从这点，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
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并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
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魄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
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是考验人的试金石，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平心而论，在强大封建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慈禧，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还要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中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件中都不多见。在平定太平军和其它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可见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非同寻常。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说，像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拿寻常的道德标准去评论。如果放眼与之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他尤其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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