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和青春期。这个时期拥有无限可能：旧的制度崩盘，诸子思想活跃，各种风俗并存。如果身处当时，根本没法想象这个局面会孵化出什么样的未来？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潜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各种基因，影响着未来的历史走向。

了解一段历史，核心任务是弄清楚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主角是谁。

《春秋》是部以鲁国为“第一人称”的编年史。所以，从时间上来说，起点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这个时期，标志王室衰弱的事件，是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始东周时代。

至于春秋的结束，就不太好确定了。春秋和战国，是周代政治向秦代的集权政治的过渡时期，春秋是旧社会的崩溃，而战国是新制度的形成。这并不是突变的过程，所以很难划出界限。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战乱、兼并以后，很多学者把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也就是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春秋的超级大国晋国——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本身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政治信号：50年后，周天子承认了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国地位，这代表着周代政治体统瓦解。

总之，春秋和战国的历史作用不一样，时代气质也不同。史学名家张荫麟说过：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还算平稳。要论事变的剧烈程度，“战国的十年，抵得过春秋的一个世纪。”春秋的列强，除了吴国以外，都是有涵养功力的赌徒，输得再大，也不至于典卖房产。而战国的列强却都好像烂赌鬼，经常孤注一掷，在旦夕之间丧失一切。这很可能与它们都在春秋末期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有关，原来的稳定性被打破了。

不过，在春秋时代，最大的输家还是周王室。

周王朝在强盛时期，用天命、封建、宗法和礼制这四条纽带，将天下维系成了一个整体。虽然在理论上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周代对天下的划分，有严格的等级。周天子直接控制区在正中央，叫作甸服。天子所封建的各个诸侯国，围绕着甸服，叫做侯服。就是诸侯的侯，制服的服，这是第二层区域，可以认为是天子权力的代理区。侯服之外的第三层，是归顺天子的民族区域，叫绥服，绥靖的绥，绥靖的意思就是退让、不抵抗。再向外的第四层叫“要服”，要的意思是约束，就是周朝对这里的蛮族有基本的约定。要服之外叫荒服，字面的意思是：周天子放弃了对那些野人的教化，任其自生自灭。

在西周初年，王室控制的甸服，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都比任何一个诸侯国强大很多。即使是周平王因为镐京被毁、外族入侵，从关中地区东迁到洛阳盆地。王室掌管的疆域，仍然既有虎牢关这样的天险，又有三门峡这样的咽喉要道，另外还有南部的大粮仓，形势上仍然优于任何一个诸侯国。清代一位历史学者说：“光武创业之规模，不是过也。”就是说，光武帝刘秀扫平天下、建立东汉的基业，也不过是这一带。

那么，既坐庄又有一把好牌的周天子，是怎么把自己弄成了时代的输家呢？原因就是：周平王没有能力有效整合这些资源。

首先，他无法解决西周末年遗留下来的一个内在矛盾。就是甸服这个名义上的直接控制区，极大部分的土地，已经分散到了世袭贵族手里。在他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周王室的组织结构不断膨胀，行政能力却在逐渐削弱，军队战斗力也在日益下滑。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增长了，但并没有流进天子的腰包里。西周末年，臭名昭著的周厉王，搞过一系列暴政，垄断了大量民间财富，客观原因是因为财政缺口太大了。周代青铜器的铭文显示：周厉王时代，周人和附近的民族进行过许多战争，这些战争并不是侵略，而是防御性自卫。也就是说，周厉王聚敛的财富，很多用于国防了。周厉王后来因为叛乱外逃，国内由大贵族周公、召公联合执政。周厉王死后，继位的是周宣王，宣字的意思，是善于听取意见，不是民间意见，而是贵族的意见。含义很明显，从这时候起，周王要和大贵族合作。

到了周平王这里，想要有所作为，就要从过去贵族阶层的边缘群体寻找新生力量，打击老牌权贵。他找到的盟友是晋国、秦国这些国家。晋国在春秋后期虽然很强大，但当时是姬姓诸侯国里的次等国家，文化也不纯，向来被鲁国这些老牌贵族国家轻视。而秦国根本不在诸侯之列。晋国通过利用周平王的名义，实现了向四周扩张；秦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结果，这两个国家实现了各自的利益，却谁都没有帮助周平王。于是，周平王的权力突围落空了。

而更大的恶果是：这种和诸侯结盟的做法，等于把周天子的地位降低到了一般诸侯的水平。在春秋时代，周王室的实际利益，和它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经常产生矛盾。我们说了，周天子的合法性，需要天命和礼制，从周文王、周武王开始，都把自己的道德形象塑造得完美无瑕。现在，诸侯和贵族反过来把天子绑到了道德高地上，牢牢捆住他的手脚，让他没法对旧体制做出改革。天子想扩大军备，贵族说不好，耀武扬威那是粗鄙行为，您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天子向诸侯国寻求经济支持，诸侯也说不行，这不符合礼制的规则。鲁国还会在《春秋》上一本正经地记载：天子违背礼法。天子不能随意向诸侯征求财物，诸侯也不能向天子供应车马。

除了这些内在原因，周王室失败的外在矛盾是外族的威胁。从西周中后期开始，它和新晋贵族国家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已经从猛兽变成了肥羊，很多国家都对他虎视眈眈。

老牌诸侯国还至多只是轻慢、不服从，因为宗法和礼制也是他们的合法性来源。最先发难的，是那些原本被视为蛮夷的民族，也就是东南淮河流域的族群。代表就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崛起以后，国君甚至把几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是只有天子独享的名号。更棘手的威胁是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戎狄入侵。春秋之前的贵族战争，特征是短平快，基本一天之内就能决出胜负。而这些游牧民族的进攻和侵扰是经年累月，来去不定，让周王室在部队征招和后勤补给上压力很大，疲于应付。

根据现代考证，所谓戎狄，其实和当时的中原国家血缘并不远，周人很可能也是戎狄的一支。所以，周代对族群的划分，本质上可以说是文化歧视。文化是会迁移的，过去的边缘，可能是未来的中心，当时的吴越也和楚国一样是边缘，到了唐宋以后，则是中华文化的重心。

另外，这在当时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这些来自外部的危机，常常会强化内部的共同体意识。过去，中原的老牌贵族国家，号称以周王室为首的诸夏，就是王室的同宗、姻亲。诸夏一直内讧不断，在和游牧民族和楚国这种新兴力量的对峙里，诸夏开始彼此认同。在民族概念上，从复数形式的诸夏，合并成了单数形式的华夏。

戎狄对诸夏的侵扰，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称霸以后，才联合各国，将戎狄势力驱逐到黄河以北。从这件事里，我们也看出来了：在春秋时代，由于周天子对内解决不了贵族分权，对外没法应付外族侵扰，周王室的政治牌和掌控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连配角都不算，只能算一件重要的道具。

我们来谈谈春秋的真正主角。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些参与争霸的大国。我们中学都学过“春秋五霸”。至于“五霸”究竟是哪五个国君？有不同的版本，固定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更没有争议的说法，是春秋有四大强国：晋、楚、齐、秦。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春秋时代五次最重要的战争，都集中在中期。这5场战争里都有晋国，它两次战胜楚国，一次战胜齐国，一次战胜秦国。另外，楚国参战三场，都是对晋，成绩是两负一胜。直观上看，在春秋时代，有资格上高级牌桌的就是这四家。其中，晋国最强，楚国次之；齐、秦要弱一个档次。

但这是事后看，用动态眼光看，还有几个疑问。首先，这四个国家一开始就是头等强国吗？这个问题，其实相当于春秋时代的势力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变化？

在春秋初年，这四大强国，基本上都不在风头最劲、实力最强的国家名单里。当时的明星国家是鲁国、齐国、宋国、郑国和卫国。卫是保卫的卫，也就是孔子到过的那个卫国。作者刘勃有个风趣的比喻：“看《左传》就像看《笑傲江湖》。直到令狐冲出场，你才会发现，原来林平之是配角啊！”

我们读论语，会觉得孔子怎么总去宋国、卫国这些小国呢？但是把历史往前拉一下，就能发现那些国家都是曾经的强国。我想，孔子很可能会有他的考虑。他周游的国家，大多代表老派、正统的诸夏文化，这种拥有宗法、礼制基础的国家，才是儒家最理想的合作对象。

然而，这些国家的衰败，也正是和旧文化有关。在周朝初年分封各国时。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他到封国三年以后才回来向周公报告。周公问他为什么去了那么久，他回答说“我在那里搞礼制建设。监督当地人执行守丧，守丧是要三年的。”而齐国第一任君主太公望五个月就回来述职了，因为他按照当地的风俗，简化了礼仪和政策。按照孔子的标准，也许伯禽在政治上更正确。但《史记》对此的评价是：鲁国的政策礼仪繁琐，让人民疏远。它后来被齐国超越，从这里就埋下了祸根。

实际上，这种区别，还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观念不同，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周朝初期，鲁国的地理相对齐国优越。它处于后方，可以从容地搞礼法制度。而齐国处于东方最前线，要和很多外族斗争，政策上只能抓大放小。后来，齐国一路打到海边，反而成了防御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最让鲁国人骄傲的礼乐，拖住它的改革进程。周朝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法体制，让鲁国和周王室一样，国内权力高度分散。这种守旧的国家，没法维持强国地位。

宋国、郑国、卫国在黄河以南，这是当时最发达的地方。有很多考古证据支持：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当其他列强发展起来之后，河南就成了被围困的中心地带，传统强国成了夹缝中的国家。其中，卫国的地理位置尤其不安全。它有大片的领土在黄河以北，当戎狄入侵时，既无险可守，又无处可逃。卫国因为从前生活富庶，还盛行享乐风气，所以衰落得很早。

围棋里讲“金角银边草肚皮”。如果把春秋的天下比喻成棋盘，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基本规律：春秋四大强国，各占据一个边角，拥有稳固的后方，进，可以安心出击；退，有地理屏障可守。而中间区域的国家，很容易在四面侵扰里被消耗掉。

四大强国是怎么崛起的？也就是说，造成春秋时代扩张、兼并现象的动力是什么。

从社会结构来看，西周的人口和贵族阶层的人数都在增长。原来各国之间没有什么利益联系，可以相安无事。等到人口增长以后，土地越开发越多，就逐渐接壤。而本国又囤积了大量拿不到封地的贵族，这就需要对外扩张，靠侵犯邻国来解决大夫和士人的封地和食田。毕竟，开荒很麻烦，最好是能直接抢夺别人开发好的领土。

另外，周天子的失败，造成了权威真空，所以强国开始争夺霸主地位。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又总是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平衡。有时候，他们通过干涉别国内政来操纵外国，有的时候，就干脆巧立名目地打上一仗。比如，楚国的崛起，就让老派诸夏国感到不安，这就形成了一个争霸中的逻辑：诸侯想当霸主，就要和蛮夷代表的楚国较量一下。我们说了，晋国大败过楚国两次。齐桓公也曾经让楚国屈服过，所以他们都是北方的霸主。而宋襄公就因为被楚国打败，经常被当做笑柄。

春秋时代的强国，就是在这种国际动力下，凭借各自的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先后崛起了。

几大强国之间的发展和称霸路数，有什么不同？我主要选两个代表：齐国和楚国。

我们先说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也是最正宗的春秋“霸主范儿”。因为时间关系，管仲的改革和齐国的崛起，就不说了。咱们重点讲讲齐桓公的霸主之道。

霸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对西周的怀旧产物。在先秦时代，霸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肯定。霸字是假借叔伯的伯字，相当于“老大哥”的意思。按照《左传》的评价：五霸辛苦自己，安抚诸侯，不能欺负和吞并弱国，而是要尊奉天子，维持天下的秩序。

也就是说，要当霸主，不仅要有武力，还得有道德力量。比如，卫国受到戎狄攻击，国土沦丧。齐桓公就派军队把卫国的难民给保护了起来，还提供物资救援。他还支持过丢失国土的邢国整体搬迁。

霸道的观念，有两条核心，就是“尊王”和“攘夷”。攘夷，我们说了，就是和戎狄或者楚国作战。尊王有点儿麻烦，因为周天子对新晋的强国很忌惮，经常给齐国制造麻烦，鼓动过郑国背叛齐国。而齐桓公所尊的，也不是具体的周天子，而是周朝的尊王道，也就是礼法。他出兵替燕国打退了山戎进攻。燕庄公很感激，送行时送过了国界。齐桓公就说：按照礼法，天子不授权，诸侯相送是不能出境的。于是挖了一条沟，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都割让给了燕国。临分手前还提醒燕国要按时向周天子纳贡。

你看，在诸侯眼里，齐桓公应该是个威严的好大哥，毕竟老牌的诸侯国，都是一个老祖宗，起码是亲戚关系。在齐桓公的时代，霸主们还想象不出改朝换代做皇帝。对他来说，能号令其他诸侯，让他们来开自己的会盟，就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了。然而，他的霸主政治，用现实眼光看，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国内民众也看不到什么好处。

霸主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大国的地位和力量，保证自己的利益在国际间顺畅的通行，而不是抒发个人情怀。后来称霸的楚国和晋国，道路就完全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军事发达而文化落后，它们称霸的目的很直接，就是从同盟国身上吸血。这个逻辑，就像雅典人在希腊联盟中留下的一句霸权主义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事实。”

楚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称霸能让贵族、士兵和人民获得直接好处，所以，楚国上下的扩张热情是高度一致的，并不是一两个君王的野心。春秋时代，绝大多数小国都被消灭了。其中，被楚国灭掉的国家是最多的，超过排在二、三、四位的晋国、齐国和鲁国的总和。

除了自身是一架强大、嗜血的战争机器，楚国也拥有其他有利条件。它的东西部没有外族威胁，北方诸夏忙于内斗，没有向南扩张的想法。另外，因为封建化水平低，不太受周代宗法的制约，楚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了一套有中央集权风格的全新官僚制度，这可以让王命立刻下达和贯彻。《左传》里经常出现楚王下令处死地方长官的事，这在北方诸侯国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这也给楚国留下一个祸患，就是楚国贵族觉得待遇太差，安全又没有保障，经常出走。

我们知道，在通过集权来争霸的路上，走得比楚国更远也更彻底的，就是日后的赢家秦国。春秋初年风头最劲的鲁国、郑国、卫国这种老牌贵族国家，因为地缘和制度问题，在这个时期日益没落，最后消亡。就连不可一世的晋国，也在春秋末年解体了。

从周天子、齐桓公到普通贵族，这些春秋时代的失败者，并不只是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也是文化的失败，甚至是观念和性格的失败。读春秋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人的特殊性格，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和行动。

春秋是中国最后的贵族时代，读《左传》或者《史记》，经常能感受到这个时期的人不同于后世的行为方式。高贵和贵族这些字眼儿，现在有点儿泛滥，基本上属于广告界的词汇。我具体形容一下：一般来说，一方面，春秋的贵族都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过于执着“贵族范儿”，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们既有雍容温和的风度，又有勇敢直率的气质。

这一点，从春秋时代贵族作战上就能看出来。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战车造价昂贵，车上的甲士，至少要有士人的资格。也就是说，春秋初年的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所以，春秋的战争中，经常出现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场面。这些战争有点儿像竞技体育：主要场面是在开阔地带用战车互相往来冲击，不是防守战略要地。因为守军那是平民的职业，贵族只负责打仗。另外，军队的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而且不以摧毁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比如，宋国军队占领了郑国的国都，从史料来看，并没有伤害平民，只是袭击了军用设施。宋国军队拆掉了郑国太庙的椽子，作为战利品扛回去，装到了宋国的城门上。并没有留下驻扎，而是到第二年又来进攻。像是一个新赛季一样。在春秋时代，几乎没有出现过战国时代那种大量杀死战俘甚至屠城的惨案。

另外，春秋贵族的传统战争观念是讲究光明磊落的正面决战，不搞偷袭之类的战术。贵族们经常逞个人英雄主义。当时有一种典型的打法，就是在发起总攻之前，先派出这一边最杰出的战士，单独驾驶一辆车冲向对方的阵地。

贵族们在战争中都这么讲风度，日常就更是如此了。春秋人的“贵族范儿”，被学者们归纳成三点：第一是世俗理性。就是表面上敬畏天意，其实是相信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该接受现实，就接受现实。第二是尊严意识，这来自于等级制度。他们对上位的君主充满敬意，但既然身份是贵族，也绝不奴颜婢膝。他们对平民基本上无视，但也不恃强凌弱，因为那不体面。第三是文雅风流，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春秋时代，上层社会的内部分工刚刚开始，贵族们都是既要管理行政，也要学习文化，而且还要接受军事训练。按照《礼记》的说法，一个贵族要学习到四十岁才能出来做官。这可能是夸张，但贵族的学业确实很重。比起战国的贵族、秦汉的官僚，春秋贵族显得更优雅、更有修养。

中国政治很早熟，但在春秋时代，很多历史政治事件并不像后世那么复杂，不是老谋深算、多方博弈，真的只是“贵族范”的意气用事，或者一时兴起。很多战争的起因很孩子气，呈现的是无目的的残忍。所以说，春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青春期。偶然性的背后，有更多的个性。从大处看，强国和霸主是春秋时代的主角；从历史细节看，贵族的性格也是春秋时代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