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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按“故吏”之事于东汉为盛。秀孝向州郡长官称“故吏”，因为原则上他们都应先历州郡吏职，为长官僚属。
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按“故吏”之事于东汉为盛。秀孝向州郡长官称“故吏”，因为原则上他们都应先历州郡吏职，为长官僚属。
秀才、孝廉二科，与尤异、廉吏便有些接近了，因为它们都举自在职官吏。当然，四者还是有差别的，尤异偏重考课，举自守令；廉吏重在吏能，声望较秀孝为低，秀孝偏重举士，孝廉举后还须为郎宿卫，而廉吏则直接迁补，它们仍不相同。
西汉后期，随儒生政治影响之扩大，儒术的神道化、复古化倾向日益严重地冲击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并最终导致了王莽“奉天法古”的大规模改制变法。这一变法从儒家经典之中寻求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合于古制的祭礼、服色、历法、陵庙、明堂、辟雍、乐舞、田制、币制、官制、地名等等的复兴，视为“天下归仁”的标志甚至内容，并辅之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箓谶纬、魔法巫术之类。战国秦汉数百年来形成的官僚理性行政，因而受到严重损害。
意识形态上儒术仍被尊崇，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它们对行政领域的非理性影响，则已受到充分抑制；在行政领域中，王朝着意强化吏治。《后汉纪·光武帝纪》：“是时宰相多以功举，官人率由旧恩，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郑兴请“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光武不从。
儒家之“以德取人”，体现了一种对人格美德、家族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作明确区分，对个体人生、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政府行政不作明确区分，甚至还有意识地使之以某种精致的方式互相混溶、互相渗透起来的思想特色。
在“德”之内容上，法家只认可职业道德，而儒家则把家族道德、社会公德甚至职业道德的践履，都升华为人格美德来加以理解。
“德”、“能”关系，确实是古代选官问题的论辩焦点之一。人们也致力于使得二者达到协调的探索。《周礼·夏官·司士》：“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这即是一种处理方式。
东汉初年始王朝致力于理性行政的重建，由之在选官中建立的“试职”、“累功”之法，使察举制在最初就隐含着的“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充分发展，获得了更为制度化的形态。由此，自郡县属吏取人，也就成了汉代察举的又一重大特点。
“试职”、“累功”之法，是同时适用于儒生文吏的。因为按规定只有“德行尤异”者才“不须经职”，那么，以经术得举的儒生就不能免去“试职”、“累功”之事。虽然儒生之“轨德立化”也不妨谓之为“能”，但吏事政务原为文吏之所长，那么这一制度，就将更有利于“以事胜”的文吏，而不利于“以职劣”的儒生。
儒生与文吏在吏治选官上的矛盾冲突，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演化出如上结果，可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冲突的深远影响却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
王充对那种“义理略具”就转习文法之风的批评，恰恰说明他之所谓“儒者寂于空室”，是指那些徒能讲诵不涉官务的儒生，他们因不能“典城牧民”而在仕途上不甚顺利；而社会上大量出现的却是那种既通一家章句，又兼明文法律令的亦儒亦吏式人物，这种人物的涌现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时代潮流。
“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正是两汉四百年儒生与文吏长期对立的归宿。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既熟知儒家经典，又通晓文法律令的角色，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基本成分。东汉选官“以能取人”的方针和“试职”、“累功”的方法，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迁。由之，儒生与文吏的冲突，在二者的接近与融合中渐趋消解。而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反过来又将反作用于选官制度的变迁。
东汉顺帝时期，察举制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阳嘉元年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制度。与以德行为标准的“以德取人”和以功能为标准的“以能取人”都不相同，这一制度，把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作为认定居官资格的手段。对之，我们称之为“以文取人”。
其要点大略有三：第一，被举者限年四十以上；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建立经术和笺奏的考试制度。第一点目的在于选取老成而练达政事者，无烦深论；第二点反映了汉代察举以儒生、文吏为主要对象的既成事实，已见前说；第三点，即考试制度的建立，则是阳嘉制的中心内容。
阳嘉新制的重点在于考试制度的建立。“考试”旧有二义。一谓考核、试用。
二谓具体知识的测验程序，与今之所言“考试”相同。在汉代这多称为“试”或“课”，如“太常试博士”、“一岁辄皆课”等。这里，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考试”一词的。
所谓“结文案”与“试笺奏”自为一事。《晋书·孔坦传》：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官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汉代考试取官诸途之中，除对策之外皆有黜落之法；至于等第区别，则是共同采用的。阳嘉孝廉察举新制，亦有黜落。《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施行察举新制，“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东汉和帝以后，孝廉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一人，年举孝廉约228人。(6)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则黜落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左雄传》又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至少阳嘉至永熹这十余年中，孝廉考试黜落之法是严格执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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