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虚岁上小学了，那是一九六五年 ，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我接受的小学教育还是正规的，学算术、识字、拼音，学讲普通话。我能接受正常学习就在这两年时间里了。
三年级上，文化革命的风雨席卷到了家乡，教师队伍中的一批老教师要接受造反派的审查，批斗，教学秩序混乱了，有些课没人上了，教室里乱哄哄的，新请来的代课老师没有教学经验，还经常念错别字，把控不住课堂局面，经常遭到顽皮学生围攻。
干部被造反派赶下了台，我学生也可以造老师的反呀。我所在的班级，有几个男同学经常拿着火棍（吹火的）、火钳、扫帚来欺负老师，就这么乱，看不到上好过一节安稳课。家乡的造反派有多”牛”，学生就多”牛”，你想安心读点书，那是个奢望，教学质量无从谈起。
这还其次，更严重的是，父亲被抓隔离审查了，后来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就成了灰姑娘、丑小鸭了，心里很暗伤。
那一次，大部分同学都成了红小兵（以前叫少先队员），几乎人人都挂上了红领巾，多光荣，可是没我的份，老师还把我这么矮小的人排到了队伍的最后，站在最高男同学的后面，因为排在前面的就是红小兵了呀，就剩下我们几个不光荣了，多没面子呀，有点伤我自尊了。
学校要开批斗大会了，不知批斗的是谁。大会开始了，”把反动分子押上台”一句声响后，一行人被戴着红袖套的造反派反背绑住手押上了台，我父亲也在其列，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长松”，我低头自问，我父亲是反革命？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呢？我不信，但很无奈，我暗自伤心，更可气的是听到”打倒某某某”喊口号时，特别的难过，我不想听到父亲的名子被人叫，还打倒，可气人了，我用双手遮住两耳，不跟着同学喊口号。有同学向老师汇报了我没喊口号，批斗反动派不积极。同学们根本不知道台上有我父亲呀，哪个人愿意喊打倒自己父亲的口号？！
这样的批斗大会有两次，听到父亲的名字被小孩叫，特别窝火，就想逃离现场。
丁老师来上数学课了，这节课学的是长方形，正方形的周长，听到老师说”周长”两字，我就不想上课了，因为周长两字后面加个”松”字，不就是我父亲的名字了吗，同学们不又要喊口号”打倒某某某“了吗？我不想听到该死的这句口号！于是我的心思不在老师讲的内容上了，只想着怎么逃离教室，我说了个谎:我要去小便。没等老师同意，我拿起瘪瘪的书包袋逃离了教室。
回到家，母亲发问:”这没到放学时间就回家了，怎么回事？”
我只回答:”不想读书了”。
”不想读书去看牛”！
母亲的话不用质疑，不读书的话真的要去生产队看牛的。我是怕看牛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发生一起看牛娃在西周大营河骑牛过河时被淹死了的事，听四姐说大营河有河尸鬼，还很多，如果牛逃到河里洗澡，你怎么办？你下河赶牛怕不怕？那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想去看牛，于是下午又回到了教室。
从此以后，凡是上周长的课，我总想要逃离课堂，或事先看过课本里有这内容明天要上，就索性不去了，向母亲撒谎是肚子疼。
再说我是有肠胃病，前几年犯下的，油腻吃不得，吃了肚子疼要拉稀，小孩多，父母忙，也顾不上我了，这病一直没治过，只要吃清淡食物就没事。过年时看到三姐她们那么有味地吃肉，真是羡慕，可我不能吃，否则肚子疼。
这招很好使，不去学校的理由就是肚子疼，母亲她会信。
我的心思不在学习上了，老是想:父亲怎么样了？没被绑着绳子批斗吧，造反派没折磨我父亲吧，什么时候可以放回来不被关押，回到学校上课？父亲不是反革命！
从此，我的学习一落千丈，只停留在二年级的水平。
父亲继续关押着，我们继续忧伤着，我的逃学也继续着。
上四五年级时，语文课学习还正常，学新词，造句，阅读，写作文还能应付过去，不算差，因为毛主席语录天天读。可数学课不行了，它是有逻辑循序的，以前没打好基础，缺少分析推理方法，后续学习就非常困难。再说那时教学秩序混乱，根本没有教学要求，例如没有家庭作业，课堂作业你不上交就不批改，没有错题订正辅导，考试次数很少。最关键的是我没学习心思。
我的三姐既勤劳，又聪明，身体也健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小学毕业都担任班长，学习很优秀。命运捉弄人，小学毕业就终止了学业，说是反动分子的子女一律不能上初中。
四姐也是聪明人，她是文艺积极分子，成绩也很好，小学毕业也终止了学业，与三姐一样，生不逢时，奈何。
我想，如果她俩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个个将是个有用人才。你看现在的三姐与六妹，把金刚经都能背诵下来，她们有多大能耐，你该领教了吧，我就做不到。这是后话，不提。
在上学的机会上，我们后面四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我能上初中，那是三年后父亲平反了才有这个机会。
我逃学，我迷茫，我忧伤，何时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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