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四二年本是中国历史上很普通的一年。但因为一位中国作家的执拗，我们对这看似普通的一九四二却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刘震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的出版引发了很多中国人对那个特殊年份的深切关注。
那一年，河南闹饥荒，又遇大蝗灾。三千万河南人遇到了吃的问题。小说采用调查体模式，以采访和调查取证的方式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一九四二灾民的悲惨命运。小说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和人物取胜的方式，大胆在叙述手法上作了很大的尝试。这部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人物，没有情节，甚至没有立场，也没有态度。但就是这种采访和援引的叙述却使每一位读过此书的都为之动容。
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整部小说的采访者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回到一九四二；当时的亲历者对那个惨痛的经历竟然漠然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所谓的大局，竟然牺牲三千万河南人的性命；在这百年不遇的大灾荒里，中国人民不是团结一心，而是所有省份各自为政。他们时刻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利益。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某些军人和官员竟然昧着良心大发横财。我在这不平凡的一九四二，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黑暗和无耻，我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感到无奈和可悲。
小说中只有意大利传教士和美国《时代周刊》白修德的良心是暖人的。他们是外国人。一个出自宗教的教义，一个出自记者的良知。刘震云没有刻意夸大国外宗教的意义，也没有重点夸耀美国记者在一九四二年的重要推动作用。作者只是在提醒我们关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别人看来，一九四二年的中国，河南仅仅只是遇到了吃的问题。但我们却无法理解，这个吃的问题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太多深层次的东西。
我很偏爱刘震云的小说。我一直觉得他的语言幽默而不失深刻。但他的小说深度总是火候不够。一些小说精彩有余但直插人心的不多。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和《温故一九四二》的确体现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多面和个性。这部小说的非立场叙述方式让我想到了余华的经典小说《活着》。中国人自己的一九四二反而成为外国人的一九四二。无论是当年的幸存者，还是现在的采访者都是在完成一个应该完成的任务。没有一位中国人是为了铭记这一年而有意为之。这一点和鲁迅先生批判中国劣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语言幽默，讽刺性极强。采访者不时地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开脱责任，采访者每次非正式的采访和资料取证都很滑稽且荒诞。作者越是一本正经地叙述，读者就越是陷入沉思。小说结尾对一九四二年某人离婚启示的描绘更是将主旨升华到极点。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当年的冯小刚一直都想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虽然其中的曲折很像一部小说，但我们还是很幸运地可以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还原中国一九四二的场景。这也算导演冯小刚的功德一件。我在阅读的刘震云的这部《温故一九四二》时，书籍的后半部分附上了刘震云的电影剧本。我第一次把小说和电影剧本对比来看。艺术样式不同，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也有所不同。小说的叙述更加隐晦和犀利，电影剧本的人物矛盾更加突出，其中也渗透了一些人性的温情。毕竟，电影是需要审查的。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需要更多人的接受和理解，正能量是要具备的。电影剧本的主线也很明朗，地主老范的逃荒和国民政府、白修德的态度两条线索同时行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观众是可以理解的。电影剧本很精彩，但我更喜欢小说的呈现方式，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无论是刘震云，还是冯小刚，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这些中国人记住那个灰色的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河南遇到了吃的问题。当年的逃荒者为了生存。卖儿鬻女，强取豪夺；狗吃人，人吃人，甚至灾民为了粮食也成为了卖国贼。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主旨深刻，直插人心。美国记者的热心和国民政府的漠然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一九四二原来的颜色。那一年天不是蓝的，草不是绿的，花不是红的，那一年河南所有的天空都是灰色的。我们要铭记这个不平常的一九四二。还一九四二本来的颜色。呼唤中国的良知，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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