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召开了题为“批评与回应：陈嘉映哲学三十年”的会议。会上程炼教授说，“一晃眼，哲学被嘉映搞了三十年”[1]，这是幽默的话，不过他的确被哲学套牢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倪梁康先生在谈及陈嘉映时说：“陈嘉映总是在想事儿……他的确适宜作一个思想者。我甚至想不出他还能做什么。”[2]可是，这种适宜这种必然性从何而来又从何说起呢？
陈嘉映学哲学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一路走来，多是断壁绝崖，若不是纵身一跃，如今身在何处就不知道了。无论是当年考北大西语系时因为哑巴德语差点被拒在大学门外，还是后来考哲学系研究生因着熊伟先生的力主而立身其门下，抑或是与“海德格尔”的相遇，还是与“维特根斯坦”的相识，都带着那么多的偶然，几乎没有什么选择，都是被选择的。这些故事就好像是此在命运的诠释，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纵身一跃，是深渊还是澄明，不跃便无从知晓。唯有经年累月的勤勉是可以确定的。在插队的青年点，在班房的防空洞里，在麦田里，在五六平的斗室里，在黑山扈……所有的这些地方都记录着他的前定。陈嘉映哲学三十年，为当下活跃在学界的学者召开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学界可以说是首例。这样的会议从来不是无缘由地开，那么多远方到来的同行老友也不是无缘由地来，却总是与那些前定，那些偶然，息息相关。
一、初始哲学的少年
1952年，陈嘉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58年，随父亲举家迁到北京。1968年到内蒙突泉县插队。1976年回到北京，考上北大西语系，攻读德语专业。这将近二十多年的时光，虽然不能囊括在“陈嘉映哲学三十年”名下，最多可以叫做“史前史”。但是，只有理解了前面这二十多年的故事，才能明白“陈嘉映哲学三十年”的不易。
文革开始以后，陈嘉映和他的两个哥哥陈嘉明、陈嘉曜同在内蒙突泉县永安公社插队。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非常艰苦。饭菜没有一点儿油水，却每天要干很多农活。他们三兄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每天读书，在地头读书，在晚上读书，在任何可以闲暇的时候读书。当时的陈嘉映爱好文学和科学，眷恋古典的诗词歌赋，尤其喜好庄子文章。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哲学只觉深奥，敬而远之。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聊，他很认真地说：“十六岁初读庄子，喜欢得不得了了，从此就从未中断过阅读，我的气质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就是庄子的”。
直至今日，陈嘉映每周必要抽出一天或者两天来阅读诸子和理学，特别关注当下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虽然他以前很少在文章或者课堂上谈及这方面的关注，仿佛只是个人爱好而已。但是，从08年在讲授“说理与说理方式”到这几年的著作，特别是《哲学·科学·常识》和《说理》，都显露出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史哲传统的积累和心得。就像与会者们普遍认为，陈嘉映致力于用汉语思维来讲述西方传统下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是在借助西方传统下清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用汉语来重述中国语境下的人的日常生存问题，为了让问题与理解重新血肉相连。这一点也无疑是当下学界对陈嘉映工作的理解和肯定。不过，那时读着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的少年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许给哲学呢？
就在陈嘉映沉浸在中国语文的时候，二哥嘉曜却已经是个对哲学颇有研究的饱学之士。尽管那时，对中国文学和思想有了相当的阅读量，但当看到哥哥啃的那些大部头的哲学书，嘉映说他那时就像愚鲁未化的初民，感觉到自己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在哥哥面前甚至还有点自卑，嘉曜那时自然而然成为了陈嘉映的哲学启蒙导师。大哥嘉明是个对语言敏感的日常派，二哥嘉曜却是在理论上颇有造诣的理论家。在两位哥哥针锋相对的启蒙下，嘉映发现，那些原本让他敬而远之的所谓理论书，特别是那些经典马克思的教科书多半是虚张声势的教条，武断的宣传文章，没有什么思想。“这些专家权威的愚蠢刺激起青年人的虚荣和自负，我开始有胆量来阅读理论著作了，一面挑拣教科书里自相矛盾的论断荒诞不经的推理，以为乐事，一面尝试自己来澄清各种哲学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开始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了他与维特根斯坦惺惺相惜的种子——把哲学看做一种智性的治疗，对哲学家用词的反省，对日常语言的重视——这些都成就了他未来的哲学道路。
只要环境还没有严酷得像奥斯维辛，年轻人总是会把自己的生命力量彰显出来，聚集在一起发明各种快乐。那时的很多年轻人多是如此，因为怀着对中国未来强烈的责任和思虑，聚集在一起，有些是通过诗歌，比如白洋淀的那群青年，而这群年轻人则是通过哲学。在陈氏三兄弟的身边，逐渐集结起了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相互支持，共同精进。1970年，在哥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青年的带动下，陈嘉映开始系统阅读哲学书籍。他的阅读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然后进入西方古典哲学。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然后是康德。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他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
这段时期的学习和写作，与其说是为了一己之快乐，不如说是为了在这个晚上只有月光的大草原上维系着对中国前途的思虑。在农忙“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在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至天明，在艰苦的环境下，享受着阅读的快乐，燃烧着青年人的梦想。阅读带来了写作的冲动，几乎是开始阅读的同时，陈嘉映也开始了哲学写作。一开始是《逻辑学纲要》和《哲学史名词鉴》。1973年，他完成了洋洋几万言《理性哲学》。二十郎当岁的少年，才读了几年书，自然写得浅薄，却彰显了一个年轻人异于常人的热情和快乐。阅读的快乐和写作的快乐交相辉映，这些快乐支撑着他所有的生命热情。阅读同时也带来了对西语学习的必要性。但是学习外语在那个年代异常困难，一般的书都很难弄到，何况是外文书。
这一代年轻人的个人生命进程多半与政治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谁让这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年月呢。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1971年10月林彪死了。1972年成了政治上最为松动的一年。回到北京的嘉映找到了不少好书。多是俄文、德文、英文的原版书。看不懂就学。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学习外语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下定决心，一手词典，一手教材或者原版书，一词一查，经年累月，坚持不已。陈嘉映学习外语也是如此。学了一段语法和单词之后，弄来了一批原文小册子，也不管是什么内容，先翻阅一下，按着自己的水平，把小册子从能看得懂的到看不懂的依程度高低排列，然后从最能看懂的那本开始读，一开始每一行要查很多单词，异常吃力。到第二本又会遇到新的单词，每看一本都要遇到新的单词。到最后一本看完的时候，读其他英文原著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都是哑巴外语，可是那种学习的毅力恐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文革后期，陈氏三兄弟先后回到北京城。在翻天覆地的时局中，年轻人又聚在一起，整天在街头晃荡，期待着参与着历史。但是嘉映努力保持镇定，他说过，那个时候，年轻人几乎是不回家的，每天都聚在一起，随时局变化而心情激荡。但是他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每天必须要坐定读书。这段时期，他受人之托做了些翻译工作。自从弄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之后，阅读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弗洛伊德、威廉·詹姆士、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到尼采、罗素、柏格森、杜威……正是这些作家为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们的生活世界与他所了解的世界经验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直到这个时候，初始哲学六七年之后，他才开始贴切地进行哲学思考，上了正道。阅读还是和写作联系在一起。不断推翻之前幼稚地写作，却同时发现前面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已经过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了，对哲学家的大概念的反省和理解也在逐步加深，对体系的反省也日益明确。也是在那个时候，嘉映的心中有了一本他自己的“the book”。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却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更不是在哲学辞典上再加上一连串概念，而是更为基础的整体反省工作。至此之后，陈嘉映哲学三十年，不断阅读和精进的过程中，他都在写他的the book。无论是《哲学·科学·常识》，抑或《说理》，也许都是在这样的惺惺念念之中，向他的the book迈进。
说起对于这段时期所阅读的经典著作，他总是最愿意提到歌德的《浮士德》。他认为，这部诗剧是他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浮士德那种求知的激情和向上的冲动，和庄子所代表的对人生和存在问题的通透豁达、逍遥任性、恬淡自然的境界，在陈嘉映那里，有着某种神秘的共通性却又针锋相对。他曾经举意学尽天下知识，曾经企图把读书当做建功立业的抱负，把它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谁能想到经历过岁岁年年的积淀，浮士德和庄子神奇得融汇成这个年轻人生命的底色，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长成为一位恬然自得思辨之乐的思考者。就像陈常燊形容他：“俨然一名钻到思想密林深处的拓荒者，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3]嘉映家里挂着一张照片，是很多年后他重回大草原时留下的。小小的身影站在苍茫无垠的草原上，显得孤独、渺小却倔强。这是一个处于动荡岁月又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的真实写照，奠定了嘉映在哲学道路上的形象。
二、在哲学道上的大冒险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把哲学说成是一场大冒险。而作为在哲学这条道上冒险了三十多年的过来人，陈嘉映不止一处地对柏拉图的观点深表赞同，主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年轻人从学应以实学为主，读一点儿哲学当做修养，大可不必究其大意。甚至他认为，本科应该取消哲学。因为初涉人世，对生活尚不明确，生活中的问题如何能与那些概念层面的思考切肤相连？年轻人又尤其容易被抽象的大概念吸引，因为越不明白的东西仿佛越能承载年轻生命中的迷惘，于是会更容易在大概念上空转，丧失了感觉层面的体悟，丧失了生活的形象。哲学是一项澄清的工作，只有不断反思的人，才会不断要求这种智性上的治疗，而对于信仰概念的人，无可疗治。
更要命的是，对于哲学而言，没有平庸的哲学家，只有好的哲学家和不好的哲学家。你可能抱有一种对哲学的向往，认为哲学可以回答你生活中所有的疑惑，但实际上不能，哲学从来不直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毋宁说，它更像是一种启示，一道神谕，你能不能理解它取决于你的能力。这种能力多半是可以训练的，但还有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天赋。因此，你也可能抱有一种哲学理想，希望解决所有纠缠心智的难题，但大多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一生的努力也许都抵不上一个哲学天才的横空出世；也不得不承认，你一辈子的工作只是为天才做了一个靶子，做了一个注脚，或者一小块铺路石；甚至不得不承认，能做一小块铺路石，已然是你的幸运了，至少你还做了什么。最可悲的是，当你要盖棺论定之时，却发现自己做得一切都无意义。哲学是危险的工作，就像亚里士多德声称年轻人不适合学政治，柏拉图也主张年轻人三十岁之前不要学哲学。只有深入过它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劝诫。焉知嘉映哲学三十载，正是这样的一场大冒险，千钧一发。
1977年，正当陈嘉映准备前往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的当口，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二十五岁的他决定参加高考，报考了北大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结果笔试考了第一，却在口试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考官以为他是请人代考的，最后弄清了他自学的经历，才打消疑虑，但是留不留成了悬疑。亏得一位韩姓老师的力主才勉强入取。
进了北大没几周，又恢复了研究生招考。他出于生计需要，决定报考北大外哲所的研究生，毕竟研究生有三十几元收入。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却在被问及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时给打懵了。考官们非常恼怒，也不再问及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准备不录。这一次是熊伟先生力主留下他，这个考生老大不小，这么多年自学不易，又掌握了几门外语。从此，陈嘉映与素未谋面的熊伟先生结下了师生情谊。后来因着种种因缘，本来报考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嘉映被转到了熊伟先生名下，学习存在主义。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喟叹不已，“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他与海德格尔的相遇，为他今后三十年的哲学冒险指明了第一座灯塔。当时海德格尔在国际上早已风靡一时，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哲学领域，在宗教、文学、政治、文化等等各个领域都深远影响。但刚从十年浩劫中醒过来的中国，对海德格尔非常陌生。熊伟先生是最早向中国译介海德格尔的学者，但海德格尔的著作却大多是熊先生的节译。工作浩繁而紧要，长期的政治动荡却导致继学者寥寥无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熊伟先生引导着刚入学的陈嘉映认识了海德格尔。熊伟先生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就凭熊先生的这句话，他开始攻读这位晦涩透顶的哲人。谁能料到，就是这样的“被读”，成就了一位重要的海德格尔专家，成就了存在主义在中国译介史上的里程碑。
陈嘉映回忆北大读书的时光说自己是一半在用功，一半在玩乐。研究生3年，听课不超过10堂，多数老师只在考试那天见到过他。他还迷上了桥牌，有过成为专业棋手的想法。后来刚到美国的时候，和一个朋友搭档打过大学第一名。北大期间，学校给研究生提供了一笔访导师、找材料的经费，结果这笔钱陈嘉映拿来作旅游经费，在大江南北好好转了一圈。这趟玩乐成就了后来的《旅行人信札》。这本书所表露出的不仅是一位青年才俊游学时的高山仰止之心，更是一位正在研读海德格尔的思考者对此在生存的体悟心得。就像与会学者普遍认同的，如今学界能用作家笔法写纯粹哲学的，难有陈先生之右。陈嘉映“玩”着文字——写札记写散文写诗歌写小说——“玩”得高兴，也“玩”得精彩，可是哪种玩乐都没有离开思考。倪梁康说，“他平时什么都不做，只是在想，而后把想的记录下来。”
陈嘉映爱玩会玩在朋友中也算是出了名的，爱聚会也爱朋友。他还总是说，读哲学最重要的是觉得有趣，就像孩子在游戏中一样，在思考的游戏中感觉到快乐。沉浸在哲学思考的快乐中，也许是他得以继续着哲学大冒险的最重要的动力。会上徐晓女士说，当时她家和嘉映家同住一个院子，来往甚密。她看到嘉映基本都在和各种朋友喝酒聊天，很少看到他埋头读书。其实徐晓女士是想告诉大家，陈嘉映做哲学与一般学者有所不同：他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哲学，听听各种各样的人的想法。所以一般上过他课的人都会奇怪，课堂上常常宾客满堂，一半都不是搞哲学的，多的是搞艺术的、文学的、语言的、教育的等等，甚至还有商界的实干家，公务员等等。
陈嘉映一直抱着一个很特别的观点：一个搞哲学的，不应该只对着搞哲学的人说话，或者想象自己对着全人类说话，在现在这个超级城市的时代，也不可能像苏格拉底那样走到大街上和每一人说哲学，哲学要对政治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等精英说话，再让他们去启发大众。这个观点表面看来是精英主义的，其背后是和他反对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主义、坚持自然理解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也激起了学界诸多批评和回应——比如就与会者而言，坚守哲学救赎论的张志扬、抑或坚持哲学应为科学奠基的张志林——他们认为陈嘉映放弃了哲学的形而上学任务，是一种妥协和放弃。的确这是一场持续的论争，孰是孰非，听者自断。不过对于陈嘉映来说，他的工作正是厘清科学与哲学、真理与常识之间的纠结状态，这也是从初始哲学的少年，成长为一位盘道者的生活所得。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只是在启发道路。对他来说，反思，或者更明确的说，概念分析是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不断倾听不同层面人的困惑，才可能让哲学家保持在与日常反思的切肤联系之上去做二阶的系统反思，才能让哲学家的工作不至于脱离活生生的生活。
对话是Logos的一种本质特征，是哲学的天命。陈嘉映一路走来，就是在与各种人的交流争辩中，不断精进。早年是和哥哥们，后来是与各种志同道合的探险者。甚至与他所阅读工作的哲学史上的大家，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对话的姿态。所以，对他来说，组成读书小组，相互争辩是哲学探险的重要方式。其中就不得不提黑山扈期间那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也是张志扬先生在会上一再感叹一再肯定的时光。当时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陈嘉映到西安参加一个外国哲学会议，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回北京的火车上，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可持续性交流”。这些人中只有陈嘉映在颐和园北面的黑山扈有个二十多平米的独立小窝，自然而然成了大家谈玄论道的地方。
1981年到1983年，大约每个月聚会一次，读书盘道，争辩真知。这是陈嘉映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也是一段佳话。朋友带朋友，一拨接一拨，一时间才俊满堂，其中很多名字都是现下独当一面的大家，比如赵越胜、朱正琳、胡平、徐友渔、洪汉鼎、何光沪、甘阳、王庆节。当时甚至流行这样的话——“懂哲学的都在黑山扈了”。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玩乐空谈之余，也想做点事儿。大家商量着组织翻译一套西方现代哲学名著，商量着每人写一部专著。想做事就要有人出头，这人就是甘阳。甘阳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觉。在他主持下，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横空出世，两三年里又出了几十种书，一时蜚声海内外，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其中一部重要的译著，该译本后来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学术成就二等奖，是得奖的唯一一部译著。
1983年，陈嘉映的命运改变了轨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导师熊伟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科克尔曼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海德格尔的重要专家。熊伟告诉他，中国有一个叫陈嘉映的年轻人在翻译《存在与时间》，科克尔曼斯异常高兴，当场提出，希望陈嘉映到美国去跟他读书。在熊伟先生的帮助下，带着满脑子对于自由民主的想象，陈嘉映到了美国。意外的是，在美国受到的第一个刺激正来自美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诋毁。学校聚集了众多反叛美国制度的学生，跟你说美国怎么怎么糟糕，中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有希望。于是彼此经常倒过来，互相列举大量的事实，为对方的国家制度辩护。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面的。“肯定是他们被我改变了一些，我也被他们改变了一些。”呆了好多年，经历了很多事，离开美国的时候，陈嘉映才觉出这些年的潜移默化——因为亲身的经历，对另一种历史、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了具体而细微的体会。
在经历着自己政治理想变化的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习异常艰苦。记得有一次陈嘉映回忆起当时在美国做海德格尔研究时的情景：每天读海德格尔，字字句句在书的哪一页都能记住，每次师生讨论的时候，想起一个海德格尔的句子，就会问：“嘉映，这个句子在哪里”，他立马就能说出页码。当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后来在读书过程中的笔记又成形了《存在与时间读本》一书；在美国的用功期间又写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正是凭着对这位伟大哲人的用功和领会，奠定了陈嘉映作为中国学界中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的地位。开“陈嘉映哲学三十年”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对他与王庆节的译本，以及其他海德格尔研究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也正是在美国读海德格尔读到想吐的时候，他遇到了维特根斯坦。这一次不是“被读”了，而是相见恨晚，爱不释手。从此与海德格尔更多的是存在深处的相依，而与维特根斯坦则是他接下来十几年日夜相对的交谈者。最后他基本转向了语言哲学的研究，以论文《论名称》获得博士学位。面对他的研究转向，有学者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横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这两个20世纪最重要的思潮。其实读过陈嘉映的《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的读者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的基本关怀和基本问题一如始终，他从来不是某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研究专家，而是一个从问题出发的寻道者，不想也从未陷入任何一个学派。就像童世骏先生说的那样，“（陈嘉映）更愿意用一些未经‘哲学训练’就觉得顺耳的汉语词汇……来讨论我们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在进行这些词所涉及的活动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作者领着读者说理或启发着读者说理，与读者一起对说理之理进行自我反思。”[4]
回到北京已经是1993年了，带了将近1万美元回来。当时正是美元比值极高的时候，黑市上1美元能换十一二元人民币，同时也是利率极高的时候。陈嘉映一算，把这钱存银行里头，就是10来万人民币，一年不就有个1万了？一个月就有800。我有房子住，我还用工作？哥哥嘉曜人在国外，在北京空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陈嘉映住进去，开始一种他觉得极为美好的生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影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书架。门一关，从早到晚工作。楼下是外院，就在外院食堂吃饭，什么人都不认得，跟卖菜的用手指一下这个那个。不用说话，一天24小时不用说一句话。就这么过，觉得特幸福。
可惜这幸福没有想象中那么扎实。先是钱被一个哥们骗走了一半，加上一系列花销，转眼就没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你应该去工作。朋友王炜当时在北大外哲所，一直非常想让陈嘉映回北大。陈嘉映后来就去北大看了看，一去发现北大把自己除名了。据说1980年代末什么时候，教育部曾经下过一个文件，说留学生出国几年未归的先除名，回来重新办，就除名了。刚除了没几个月又下来一个文件，不除了，就挂着。陈嘉映前后脚出国的，全都没除名，单单把他给除名了。费了一点周折，王炜帮忙办了所有手续。过了一年多，陈嘉映终于回到了北大。2002年，他又来到了上海的华东师大。2008年又回到北京，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首都师大对他非常礼遇，也因此成就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会议。
进入了工作，生活就不再像年少时那么波澜壮阔了，一半是政治生活相对平稳，一半是岁月催人沉稳。记得有一次课上谈及理想和抱负时，他说：“到了这个年岁已经很少谈理想了，不是没有理想，而是知道怎么让它在夹缝中生存，我们要紧的是做事儿。”经历过动荡岁月的寒窗苦读，经历过他乡的艰辛游学，磨刀功夫几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他仿佛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开始了大量的写作，几乎年年都有新的著作或者散文集子出版：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译注）（2002）；《语言哲学》（2003）；《旅行人信札》、《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2005）；《哲学科学常识》（2007）；《西方哲学大观念》（编译）（2008），《维特根斯坦读本》（2010），奥斯汀的《感觉与可感物》（译注）（2010），《普遍性种种》（2011），《白鸥三十载》（2011），《说理》（2011）。
收获的不仅仅是丰厚的著作，收获的是初识哲学以来，他所求到的道，他要把它们放回到自己的汉语体系中来言说。就像这次与会专家所提到的，陈嘉映在近几年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努力方向，特别是《哲学科学常识》、《说理》这些书的出版，标志着他不再只是精通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某一位著名哲学家的诠释者，而是努力回到汉语语境，回到中国当代人所思所惑的问题，进行系统反思。中国不乏那些用汉语写作，关心当代人问题的学人作家，中国学界缺的是深知中国思想传统，对自身话语体系有非凡领悟能力，同时又能深知西方话语体系的哲学家。这个早年爱中国语文爱得如痴如醉，在自己的生命底色中交织着庄子和浮士德的花甲之人，的确让我们有了期待。
焉知三十载，道路阻且长。当年在突泉插队的那个少年，那个自觉不能像哥哥那样读高深理论，只愿沉浸在诗经和庄子的美好文字里、一心怀揣着对中国命运无限热忱的少年，可曾意料到，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某一天居然开了一个陈嘉映哲学三十年的会议。会议只两天，怎能说完一个人三十年的求学历程；著作有一打，怎能全数记下何止三十载的心路过往。我们只能期待着当代中国学界所赞扬的“嘉映体”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智性上的洗礼和启示；期待着，他的努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在当代中国，有思想厚度的哲学家正在进入成熟期。更期待着，到了“陈嘉映哲学六十年”的时候，不仅有来自中国学术圈的学者，更有来自国际学术圈的学者，一起来批评这个中国的哲学家的著作，从而让开启一种真正的国际对话，毕竟哲学从来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度。
[1]程炼，《为＜语言哲学＞“弗雷格”章进一言》。
[2]倪梁康，《思者的疑虑》。
[3]陈常燊《穷理盘道要修的真功夫——读陈嘉映先生新著＜说理＞》。
[4]童世骏，《理性、合理与讲理（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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