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书籍：《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内容介绍：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黄仁宇
燕姐姐讲书：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1918.06.25-2000.01.08）籍贯湖南长沙，美籍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时期担任国军军官。黄仁宇是一位近代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最著名的著作就是本书《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融会了黄仁宇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万历十五年》中写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万历一朝的精英，但是他们都遭遇到了明帝国所即将遭遇到的悲剧。只不过，这悲剧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终结，而对帝国来说，则是耻辱和血腥、倒退与封闭的序幕。那么谁又要需要对明帝国的落幕负责呢？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位时间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慈圣太后和大学士张居正也对万历严格要求，万历皇帝熟悉各种礼仪，对各种礼仪也照章办理。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深刻的印象。
万历自律勤奋，同时对整肃官僚风纪也相当严厉。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的万历整肃决心。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然而万历后来的却 “无为而治”，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了三十多年，创下皇帝怠政的空前记录。
大学士张居正
大学士张居正
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意在于富国强兵。然而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
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首辅申时行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
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清官海瑞
清官海瑞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书中所述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名将戚继光
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思想家李贽
思想家李贽
明末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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