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部”是海牙一家SM俱乐部的名字，我的学生很多都在阿姆斯特丹一家情趣服装厂找到了工作，他们管那个血汗工厂叫“部里”。
我来自萨格勒布，战争过后，因为丈夫的塞尔维亚身份失去了工作，爱情分崩离析，朋友帮我谋到一个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讲师的职位。我的学生都是被战争带到荷兰的人，逃避兵役、战争、混乱、背叛，千方百计指望留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以外的任何地方。我教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们学习自己的母语，好像我们身处国外全是为了更好的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不是为了逃离。我们被统称为“前南人”。
在《安提戈涅》中，波吕涅刻斯战死，忒拜城的王克瑞翁不准任何人掩埋他的尸体，这是第二次杀死敌人，精神上的羞辱和消灭。战争就是重复地消灭，它重新制定规则，从前的都是错的，最好相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因为语言背后站着荷枪实弹的兵。人们尽管不愿承认，但身不由己地处于身份、语言、关系、处境的撕裂之中。
无论是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中国人、俄罗斯人、朝鲜人，语言都是身份、防弹衣、面具、深渊。“南斯拉夫是个槽糕的地方。人人都撒谎。当然，他们现在也说谎，不过现在每个谎言都要分成五份，一个国家一份。”“有些人顺从地说起了新话，其他人则噤若寒蝉。有些人将其视为表忠心的唯一途径，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干瘪空洞的套话能让日子变得简单，让长的故事变短。套话就是密语，能抹去说话者的个性，在他身边竖起一道墙。套话是关于不可言喻之事的语言。只有两种选择：诚实地沉默、欺骗地发声。”
沉默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在疯狂的时代甚至沉默都是不允许的，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语言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如果你有错，那么说和不说就都是错，存在就是错。“有的人不说话是因为负罪感，因为他们没能亲历战争；其他人不说话是因为恐惧，因为他们亲历了战争。”当我们信奉“诚实的沉默”的时候，其实已经站在恶的一边，因为“欺骗的发声”更加猖獗，更加增加了蛊惑、煽动大众的力量。善就是必须有所作为。
语言是我们共同的痛，可以呈现出最扭曲的形态。被强奸的波斯尼亚女人不停讲述受辱的故事，甚至用英文，“早已离题万里——就像葬礼上雇来的哭丧农民一样。让自己变成播放悲痛故事的录音带正是她压抑痛苦的方式。”克罗地亚国内的语言民族性大讨论既是谎言又是灌输，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你知道是错的、虚假的，仍然要假装接受它，把它当成无可置疑的真理，就像忠诚的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忠诚，金子般闪光的辩证法，喝下毒芹汁的苏格拉底都会忍不住醒来一探究竟。
诗人在狂喜中会这样形容克罗地亚语：“狂风，巨钟，回响，轰鸣雷霆，咆哮，回荡——”但其实母语呈现的是全新的模样。“民族性更像是一种语言贫血症，言辞的枯竭，抽搐，口吃，赌咒，发誓，或者是纯粹的语言暴力。”以至于“我的学生们虽然在英语和荷兰语上都有很大提高空间，但他们都觉得说这两门语言比说母语更自在。”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羞于用母语表达，在表示歉意时忍不住会说“sorry”而非“对不起”，表达爱意如果说“我爱你”会首先感到不好意思，“I love you”仿佛更加自然，仿佛隔了一层语言的薄雾才能本真地表达自身。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感到的是对语言的失望，他们控制着边界，可说与不可说在网络上以冲上热搜和404的形式存在，刚刚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响应着人们快如闪电的遗忘速度；他们创造着贫乏的新词，将起码的文理性、逻辑性放在一边，不断在我们耳边轰炸，不断出现在我们眼睛被迫看到的地方，如同电视机时代的广告，“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以至于一提到脑白金就让人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那些话语像车轱辘一样，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是对的，都具有无比绝对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完全取决于解释或表达的目的，话语就是权力。
战争带来替罪羊、杀戮、流放、自杀、羞辱、割裂，让“这个国家分成两大对立的、同样激烈的阵营：受害者和加害者。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或许有对的地方：或许，这个国家确实除了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受害者和加害者会定期调换位置。”何止战争，其实我们从未脱离战争，生活就是挣扎和战争，我们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没有中间形态。
“人们不喜欢不幸⋯⋯他们不能对大灾难感同身受。至少不会长期感同身受，哪怕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所以他们才想出替罪羊的办法。”
“安静、平和、不起眼的自杀，因为死亡和不幸的消息已经太多了，人们没有多少同情心分给他们。在战时，自杀是奢侈品，同情心是稀缺品。自杀各有各的办法：有喝酒喝死的——这是最省钱的办法；有嗑药嗑死的——边界因战争而洞开，毒品大量涌入；或者只是死于心碎，即心脏病和中风发作后得不到治疗的委婉语，战争期间，这两种病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其他得不到治疗的疾病也会放到自杀的大标题下。接着发生了女生自杀案，她的父来是一名塞尔维亚将军，也是战犯，她因耻辱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位贝尔格莱德老妇人，她在公交车进站时跌倒了。当时等车的人很多，踩着她的身体往车上挤，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帮忙。医生们把她治好了，但刚把她送回家，她就从四楼窗户跳了下去。又是耻辱。”
我和伊戈尔观看前南法庭的审判，“一开始，我们还是透过玻璃墙跟进审判过程，偶尔才看一眼显示屏。但是，我盯着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好像我觉得电视影像比审判实况更可靠一样。无论如何，我们听到的话——我们不时会转换声道，听听英语、法语或荷兰语的版本——都是不真实的。被玻璃墙隔开的现实并不比真正的现实更能激发我们的信心：两者——一个编造着谎言，谎言，更多的谎言，另一个承诺着真相，完整的真相，只有真相，没有其他——同样是幻想，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
“这场戏中的所有被告听起来都像是业余演员：他们用机器人，而不是活人的语气说话，从而将恶变成了刻板的故事情节，最刻板的那一种情节。没有一名被告有最轻微的负罪感。在所有毁灭了南斯拉夫的人——领袖、政客、将军、士兵、恶棍、杀人犯、黑手党、骗子、小偷、流氓——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有罪。我之前不曾从他们口中听到有罪，我与伊戈尔坐在审判庭上没有听到，我今后也不指望能听到。他们都只是尽职而已。你将钉子敲进墙里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画挂在钉子上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一百个人活活打死会有负罪感吗？当然不会⋯⋯我想知道，那几十万匿名的人会怎么看。没有他们的狂热支持，战争就不会发生。他们会有负罪感吗？”
就算看到这一幕你也不愿意相信，作恶的人没有一点负罪感，理性被用到肢解、毁灭自身的地步，仿佛甘愿被置身于野兽的境地。你只能欺骗自己说，那些人伪装的太好了，基督教的地狱就是为恶人准备的，你知道这种想法也只是安慰自己的毒药，不会杀死恶人，只会杀死自己残存的良知和希望。
“我们，伊戈尔和我，竟在那里看电视！这幅景象中是变态的现实，同样变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谋。在某种意义上，坐在那里紧盯着电视屏幕的我，和玻璃墙后像粘在椅子上似的乌罗什之父并无分别。在这样一个媒体化——而且是许多次的媒体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罪行不是真实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我感觉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摆脱法官，摆脱被告，摆脱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只要一下美好的、带来和解的删除。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疼痛。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那奔涌于塞利姆血管之中，通过太阳穴表露出来的疼痛。那单调地重击着我的疼痛。还有伊戈尔。那失聪的、麻木的、盲目的、突然令我们感到不安，表明有些事情错得离谱的疼痛。”生活的本质是疼痛，它最真实、最长久、最刻骨铭心，幸福或欢乐都仅仅是瞬时，欢呼雀跃的声音还没来得及在空气中消散，幸福就消失了。疼痛接踵而至，我们只好再次起步，因为生活就是一场疼痛如影随形的马拉松，无法退场。
“于是，我面对着玻璃墙坐着，默想着⋯⋯如果那疼痛一下子都灌进一个头脑像奥斯卡·马策拉特一般脆弱的人，他站着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尖叫，那会发生什么？我想象玻璃墙会粉碎成成千上万个小亮片，电脑屏幕、灯、眼镜、瓷牙套——全都变成碎屑；我想象那尖利的、撕破耳膜的声音让那些浑身鲜血的杀人犯的头颅全都飞上天，让他们坚硬的耳膜和冷酷的心脏统统爆裂⋯⋯”
幻觉，仅仅是幻觉。
评价：4.5星
本文使用 文章同步助手 同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