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鲁迅先生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感受颇深。
首先,鲁迅先生对史书真假的态度耐人寻味。书上是这么说的: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史官无论多么正直,总也会有所偏心,对本朝的人当然会想得好一点,也会笔下留情,并且生活在同一个朝代,也能够更加互相理解,毕竟是自家人,如果针砭得太过认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贬低,况且还可能受到同朝统治阶级的压力,不得不往好的方面写;而写不同朝代的人就不一样了,谁还管你怎么写呢,真实一点又有何妨?写得坏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说不定统治阶级还希望你把他们写得坏一点呢。
还有,论述古人信奉礼教的真假,也看得很透彻。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比喻很生动形象,让人看了就懂。
让我对历史又有了新的看法。以前,就很喜欢看历史,觉得古人都过的很精彩,无论是刀枪棍棒、剑拔弩张,还是头悬梁锥刺股,抑或唐诗宋词,都很吸引我。但喜欢归喜欢,确从未想过去思考古人这些动作后面的深意,也没有想过要去揣摩古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觉得历史就是先人演绎的一则则故事罢了。
想来觉得很惭愧,归根结底是没有用心。书读的再多,历史了解的再详尽,如果没有用心,又能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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