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一拨拨的外来务工涌入北上广深，以及其它省份的中心城市。他们大都学历低下，从事着高付出低回报的体力工作。平时大街上形形色色的劳动者，服务员、店员、清洁工、小摊小贩，大都是外地来大城市打拼的。他们没有房子，收入低下，缺少保障。扣掉房租和日常花销，每月还要寄钱回老家，养活家中的爹妈和孩子。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但是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他们大都租住在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即便楼房拥挤、人声嘈杂、治安极差、污水横行，胜在房租足够便宜，而且大都有相熟的老乡，就足以让他们安心住下。有的打拼几年会回到老家，有的攒钱买了房子融入城市，有的一无所有仍旧不愿离开。在我生活的城市广州，有着100多个城中村。车陂南、员村、市桥、光复南路、金沙洲......道格·桑德斯把其称为“移民飞地”。这是外来务工人员入城的第一站。
在这里，外来人口有了安身之所，打理好自己就开始撸起袖子干活。他们赚到比老家更高的薪水，把存下的钱寄回家中，让孩子不因为钱而辍学。他们奋斗的同时也期待着，子女长大能够飞黄腾达，也为他们老年提供更好的生活。许多人看到了表面的脏乱差，却忽略了底层群体的奋力挣扎。城中村，是否是中产阶级壮大的中转站呢？
我有一个表妹，93年，初中毕业，已经打工7年。一个人熟练掌握一门技能的时间只要7年。而7年过去，她的工资依旧不足3000。她在顺德的一个机械厂，早八点到晚九点，不定时加班而没有加班费。为了居住的舒适一些，她搬出了员工宿舍，和三个女生一起租房，两室一厅，一个月2000。每人平摊500，加上日常开销，每月1000上下。再寄1000回家，兜里所剩无几。纵使城市生活十分诱人，纵使这个年纪爱玩爱闹，她却只能拿着手机窝在床上。
我以为有了萧伯纳的智慧，人生怎么都不该是无趣的。但你如何指责一个刚成年，就承担家庭经济重担的孩子？在本该读书、交友、旅行的年纪，她却失去了追求未来的权利。卫生部长陈竺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免费为一农村大妈做了白内障手术。当摘下纱布时她看见了，她的确要感谢党！感谢政府！靠她自己，她一辈子也做不起手术”。小崔反问：“她辛苦一辈子，连个白内障手术都做不起，那她得恨谁呢？”人们总是轻易嘲讽他人，却不知道，你的地板，或许是别人的天花板。
广大有一条闻名的南五路，不仅仅是压马路的学生，还有热火朝天的走鬼档。老王看起来30出头，从我入学到毕业，四年他都在卖西瓜。人送外号“西瓜王子”。王子一般在夏季比较常见，穿着肥大的白色短袖衬衫，卡其色的短裤，趿拉着一双深色拖鞋，摇着一把蒲扇吆喝道，“给你男（女）朋友买个西瓜吧”。甭管他的瓜甜不甜，起码大家对他印象深刻。最后一次见他是毕业那年，他大吼大叫地冲一个学生嚷嚷：你这个穷鬼买不起我的西瓜。据说同样品质的西瓜，别人卖8块，他卖17块。不知道是什么夺走了他的笑脸和本分。
根据每个人的技能和学历的高低，爬升的机会和速度是不同的。相比缺乏学历只能出卖体力求生的人，大学毕业的天之骄子又如何呢？
阿元来自粤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大专毕业，信息工程专业。在广州打拼3年，每月工资5000多。说实话广州的消费，没有北上深那么变态，租房加上日常开销，每月2500左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他去了深圳，打拼两年，月薪15000。年岁渐长开始考虑成家，家怎么写？宝盖底下一群猪。所以房子很重要。阿远却连首付都给不起。过多几年，回家相亲，找一个合眼缘的姑娘结婚生子。或许分居两地是常态，但是起码对父母有了交代。
都说2017年中国的GDP增速是6.5%，年青一代却感觉自己越来越穷了。房价和物价的上涨速度远超收入，一刀刀地宰割着我们的钱包和梦想。当你发现靠炒房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当你发现一无是处的人靠关系挤掉了你，当你发现路在脚下却只能困在斗室，还如何去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真正的残酷不是不懂得什么是美好，而是你看到了那却与你无关。
回不去的乡村，融不入的城市。浮萍无根，何处安身？！独自一人在异乡打拼久了，难免哀影自怜，但心底总有个声音，呐喊着，草芥最擅长的不就是从泥土里冒出头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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