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在英国兴起。它避开现实的过于物质化的东西，而以技巧浓重的形式宣扬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美。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是王尔德，主要作品有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和戏剧《莎乐美》。
五四时期，现代作家的共同追求是启蒙大众，却往往得不到回应。王尔德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部分作家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苦闷，从而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关注。戏剧方面，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以及向培良的《暗嫩》皆深受王尔德《莎乐美》的影响，通过灵魂和精神来表现美。王统照早期的小说亦以“美”和“爱”作为创作主题，笔调清新，富于主观抒情色彩。
爱与美，这是作家们追求的共同目标。
王尔德注重的是对美的极致的追求，对爱的绝对的占有。《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亨利勋爵赞美道连的美貌：“美是天才的一种形式——说真的，高于天才，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解释。美是世间的一大存在，是奇迹中的奇迹。”《莎乐美》的结尾，女主人公捧着所爱的人的头颅喃喃自语：“啊！我吻到你的嘴唇了，约翰。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你的嘴唇有点苦味。这是血的味道吗……？不过这也许是爱情的味道吧……人们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怎样？那又怎么样呢？我吻到你的嘴唇了，约翰。”王尔德笔下的人物被赋予了奇异的人格魅力，在爱与美的顶端，在疯狂与毁灭中，任性地死去。
王统照是把对爱的探求与对美的向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爱而无美，则其蔽为干枯为焦萎，将有凋落之虞。宇宙之美苟无自然两性之爱，则纵使有恒河沙数之美象实体，亦将与吾人之情感不生重大变化。”又说：“两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爱也，交相融而交相成，于以开灿烂美妙之爱的花，以达于超越现实世界真美之境地，将于是乎求之。”由此看出，王统照追求的是爱与美的和谐与统一，他不能忍受爱与美的分离，诅咒那些与爱和美的生活不相调和的生活。
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
王尔德表达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美学理念与精神，文章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气。王统照则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爱与美之间的调谐。无可否认，两位作者都是美与爱的拥护者，只是互相之间的精神理念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而已。
灵与肉的冲突是王尔德两部唯美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在诱惑与变异中，灵与肉相互交织，于痛苦中发出撕裂的喊叫，却又对这种矛盾无能为力。《莎乐美》在这一点上最具代表性。莎乐美极其迷恋先知约翰的肉体，她不吝赞美，极为热情地颂扬了他的外貌，约翰却对她不屑一顾。但是无比任性的莎乐美即使吻不到活着的约翰，也要在他死后亲吻他的嘴唇。此刻，灵与肉的冲突达到了高潮。剧中的莎乐美是一个象征形象：她为了得到约翰的头不顾一切，不惧一切，舍弃一切。这个人物对王尔德尤其有象征意义：象征着他对唯美主义不屈不挠的追求。
深刻的灵肉冲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这里转化为理想与现实，社会之丑与人生之美的矛盾与冲突。王统照尤能代表身处这一环境中的作家们的迷茫与惆怅。
他虽然追求着爱与美的理想境界，却没有王尔德“艺术就是美而不真的事物”的洒脱态度，这也就注定了他追寻的结果必然是失望和幻灭。他发出迷惘而又凝重的叹息：“为何人生之弦音上，都鸣出不和谐的调子？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叶的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的心底？”这就是他讴歌爱与美的旋律不能不以幻灭的哀伤作为基调。出现在他笔下的，只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生悲剧，美与爱的境界有时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时简直是更为伤心惨目的悲剧的前奏。
《沉思》中韩叔云的画室，由于爱与美的化身的琼逸女士的光临，顿时四壁生辉，春意融融，不但整个画室里充满了和静、深沉而安定的空气，充满了艺术的意味与自然幽静的香味，连窗外映射着日光虹彩的群鸽，也鸣叫得如同发挥了自然的美惠一样。当爱与美谐和起来的时候，这意境是何等优雅，何等富于诗意，足令任何的心灵陶醉。但这符合作家理想的美好境界，转瞬即被扭打与毁骂所代替。口口声声爱着琼逸的青年也在知道她作裸体模特儿后离开了她。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对比得异常鲜明，作者不得不承认爱与美要幻灭、在幻灭、已幻灭的事实。这个发现是重要的，更是真实的，也为作家在以后的创作中更自觉地转向“为人生而艺术”埋下了种子。
五四时期，随着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个人的主体意志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肯定。由此，个性主义也得到了相应的张扬。五四时期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是表现个性的作品，作家们试图以个性的充分发展来破除等级的森严。然而，中西作家对个性主义理解的差别使得唯美主义在中国作家中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这变化在王统照的小说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端倪来。
《微笑》歌颂了“爱”与“美”可以改变人生的伟大力量：一个年轻的小偷无意中在牢房里得到了一个女犯人的微笑，这微笑是广博的爱人类一切的慈祥的微笑。于是这青年被这微笑“超度”了，在他刑满出狱后成为一个勤苦的工人。“爱”和“美”被作家以“微笑”的方式呈现出来，赋予以极深刻的感化作用，目的，依然是为了“人生”。在爱与美的熏陶下，灵魂被升华了，人生的光明似乎也在眼前了。
而王尔德认为：人的灵魂像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闹。如何满足灵魂的需求呢？“只有感官才能够拯救灵魂，就像只有灵魂才能拯救感官一样”。王尔德的话颇惊世骇俗，却有着艺术家独有的狂傲不羁。他不讳言个人官能的享受与追求，因为“艺术家的生活最不宜严肃”。他歌颂美，那是因为美本身值得歌颂，决不是为了人生而去赞美它。唯美主义最成熟最著名的论断便是：艺术高于生活。因此，王尔德认为“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艺术没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脱去了一切意识形态赋予文学的外衣，王尔德的作品自然充满了艺术的美感。
大部分五四作家无法摆脱的是他们对于启蒙的执着、他们的“为人生而艺术”。即使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于他们思想里的启蒙意识是无法湮灭的。正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想的始终是如何开启民智，在艺术性的运用和创造上，显然无法投入过多的心力，从而令作品略显枯燥，黯然失色。
对于个性主义理解的不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所背负的历史责任远比19世纪中叶的王尔德要深重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使命感很强烈，不可以只考虑自己的事，因为时代社会不允许他们躲在象牙塔中研究所谓的艺术，或者说，他们不允许自己沉迷于艺术之中。他们力图通过人的解放来获得民族的解放，他们强调个性主义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个人对于民族责任的承担。在这样一个大的命题之下，他们放弃掉王尔德作品中的个人官能享受而更注重灵魂与精神美，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王尔德的个性主义是完全为他自己的。他可以很自豪地宣布：“我是我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人物。”他相信自己是伟大的，这种强烈而极富魅力的人格正是他创造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华丽的辞藻、巧妙的构思，王尔德随心所欲地运用着他天才般的灵巧，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极度虚幻的美之天国。
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于五四时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文学史翻过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我辈后人，应也不甘让前辈专美于前，更美更好的作品将在未来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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