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的特殊地位及折射的华夏族对蜀人文化融合战略（2）

西南地区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能从古蜀国不断大量出土的三星堆发现中能看到。

三星堆惊人的文化考古发现，尤其众多出土青铜器显示了蜀人特色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呈现出与商朝显示了至少在商时期，华夏族和古蜀国的深度的文化交流。下面看两个商青铜器对比

国家博物馆收藏商龙虎纹铜尊 三星堆出土的龙虎纹尊

我们看到两个青铜器的高度相似性。显示至少在商朝，华夏族与蜀人进行了深度的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与商高度类似的青铜器，无论是商朝赠送蜀地，还是蜀地自制。都代表了在政治层面的深度交流合作。

如果我们联系周王在商朝时的经历看，周王先祖，在夏朝灭亡后，不论是自己出逃还是商王流放西方戎狄之地。很可能逐步被委任以与当地戎狄文化交流的权力（这从三星堆文化显示的从商朝时与蜀人的深度交流，以及周王最终能跟牧誓八国深度结盟，成功实现造反的事件综合分析结果。如果商王直接与蜀人直接交流，或者商朝国姓诸侯掌握与蜀人的交流，就很难发生周王与牧誓八国结盟造反的结果。所以只能是，周能与八国所代表的戎狄深度交流是被商允许的）

《祭公谏征犬戎》（节选部分）

昔我先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

　　弃稷弗务，

　　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

　　而自窜于戎翟之间。

　　不敢怠业，

　　时序其德，

　　纂修其绪，

　　修其训典；朝夕恪勤，

　　守以惇笃，

　　奉以忠信，

　　奕世戴德，

　　不忝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