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这文字的“标题”，便知这应该是“普通话测试”的成绩。
想想也对。现在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提倡“持证上岗”。特别是像我们当老师的，“普通话证书”那是必不可少的。按规定，至少都得有“二级乙等”及以上的资质，“语文老师”必须得有“二甲”证书，否则饭碗不保。当然，现在从各类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这“二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其中有较大数量的毕业生手持“二甲”证书，也属常事。但对于我们这些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前后鼻音不分、平舌卷舌不清”的正宗南方人来说，要取得这张证书，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清楚地记得当年“全民培训普通话”的场景。为了让老师们都能顺利拿到这张证书，学校专门聘请了时任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李佩礼老师来给我们作培训。李校长可了不得，她出生在东北，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是正经的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据说当时省内各市、县、区的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大多数都是经过李校长测试后给出等级上岗的。一直到现在，在省、市级语委工作的那些“普通话测试员”，也基本是李校长的学生。
从外表上看，李校长就是一典型的老太太，说话细声细语的，挺和气。但对于普通话培训，李校长很认真，严肃得有些苛刻。从单个的字、到词语、到测试的固定篇目，像《珍珠鸟》《妈妈喜欢吃鱼头》这些比较难读的文章，每一个字词的读音，她都亲自示范朗读，也带着我们一起读。而对于每一位老师的各个朗读细节，李老师总是听得很仔细，听后会对有问题的发音及时纠正，并多次重复的加以纠正、落实。给我的感觉，老太太真的很敬业。
按理，在如此严谨的老校长的教学下，拿个“二甲”基本不成问题。事实上，当年我们这批参加普通话测试的同事中，也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拿到了二甲证书。但我却因为临场时的过度紧张，最终只拿了个“二乙”。好在已经达到了“最基本的要求”，算是顺利过关。
……
记得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小家伙跟我说，“想去弄个普通话证书”。当我听到这个情况时，我有点莫名。女儿是学医的，“普通话证书”并非“硬性指标”。再说了，现在她的学业又这么紧张，将时间花在这上面，感觉有些“不值当”。但女儿却觉得，“多张证书总是一件好事，反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就顺其自然，没作过多反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还得给她传授一些当年我参加“培训”时的所谓经验。
4月8日，女儿独自一人去市语委参加测试，中午回来时显得有些沮丧。问其故，女儿说“可能是因为紧张”了，语速、表达上稍显得急躁了一些。“等全部内容测试完成，离最终结束还多余了几分钟”。女儿自己估计，按正常情况，结果很可能“凶多吉少”……
赶紧劝慰她。“能过再好，不过也没关系。难得的是有过这么一种体验，这比啥都重要。”其实当初对她说这番话时，我很清晰地感觉到“底气不足”。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再怎么样也无济于事。大不了“从头再来”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或许是可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也或许是其他一些原因，反正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女儿倒是挺平静的，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甚至好像还忘了有“普通话测试”这么一回事情了。
昨天早上，我刚打算出门去上班，却意外地接到了女儿发来的一个截图，同时传来女儿兴高采烈的声音，“老爸，我过了。”
“什么过了？”当时还有些莫名其妙。打开截图，上面赫然标明，女儿的普通话测试成绩，87分。在“等级”一栏里显示的是，“二级甲等”。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好消息，挺好，挺不错！但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别人心心念念而不得的“二甲”，就这样被小家伙轻易的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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