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同步，双轨，追看了两部跨越中国一百年历史的电视剧。一部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西安及其周边农村故事的《白鹿原》，另一部则是发生在一百年后的上海及其周边城市故事的《欢乐颂》。本来毫无瓜葛的两部剧竟因为同步上演，竟因为都演绎了两个时代女人的命运而发人深省。本来毫无瓜葛的事情，被一个有点牵强的偶然事件连到了一起，就是《欢乐颂》里关关的男友谢童和《白鹿原》里鹿家的老二鹿兆海竟是一位叫作邓伦的九零后饰演而稍有共鸣。
人们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来形容美好的爱情，权当作人们的一种精神安眠吧。如果说《欢乐颂1》还似有新意，编剧和演员尚有一定的创作欲望的话，《欢乐颂2》就令人大跌眼镜，用狗尾续貂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毕竟还有人捧场，有人撒狗粮，那就用四句话来结束对它的评价吧，不希望再有《欢3》出现了。这四句话是：十年修得王柏川，百年修得包奕凡，千年修得赵启平，万年修得谭宗明。真要是想拍《欢3》的话，就只有安迪回归谭宗明为大结局了。
还是说点沉重的吧，就是那部四百万字的小说压缩成一百万字剧本的《白鹿原》了。先说女人，因为在落后的上个世纪，女人的头上何止三座大山。而陈忠实老先生笔下的田小娥更是那般凄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用发展的眼光看，田小娥可以说是敢于冲撞旧体制的桎梏，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且不说是幸福。可在当时的情形下看，在那种愚昧落后顽固甚至近乎恐怖的社会体制下，有几个人能看到田小娥身上的一点点“火花”，一点点“人性”。然而正是这样，正是社会前进那种不可抵御的洪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还是赋予了田小娥更多的精彩。你可以理解成“楚楚可怜”，可以理解成“狐媚清秀”，也可以理解为“命运抗争”。用陈老先生的原意，就是想使田小娥成为“原上那一抹红”，大概通过剧组和李沁的努力，至少在笔者的心中是实现了。
其实那个和命运抗争还得到了男人真爱的田小娥相比，命运更为悲惨的则是那个有着良好的家教并嫁入相对豪门却成为旧体制牺牲品的冷秋月。遇到了毫无“人性”的鹿兆鹏，冷秋月的下场只会是无限凄凉。碰上了衣冠禽兽的鹿子霖更使得她的生活雪上加霜。其实国共两党最初起家闹革命的，遇到鹿兆鹏这种事情的比比皆是。毛泽东如此，蒋介石也如此，自己要革命也给别人留下一条活路才是，冷秋月并无半点奢想。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就是胡适先生，要不怎么能称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呢。其实陈忠实老的原著还是写到了鹿冷的肌肤之亲，那应该是相对比较写实的东西，因为共产党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电视剧编剧用心“险恶”可见一斑。是旧体制，还是新思想？是三纲五常，还是革命大业，赐给了这位并未弄懂生活及丈夫的她一条白绫，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但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得到圆满的回报，当笔者，我想大多数观众会同此心，看到冷秋月上吊自尽后留下的那张书写工整的纸条时，不禁潸然泪下。
再要说就是那位阳光，开朗的女子，那位连白狼都舍不得伤害的白灵了。撇开意识形态不讲，网上不少人评论说越看这几个共产党人越不怎么样，这些与作者、编剧乃至演员都是有关的。白灵太阳光了，阳光到有点刺眼炫目。这与演员有关，如果说在被围西安城内还有一腔热血的话，接下来的一次次行动完全改变了这位内心阳光的女孩。他开始有了仇恨，有了偏激，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情生活。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灵是有原型的，和大多数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而走上所谓的革命道路，是很多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其实选择很重要，既然选择了那条不归路，最后走到哪里，最后被冤死，被清除，被出走，最后被自己人所谓的肃反而杀害比比皆是。张国焘选择了共产党，这位当年在江西萍乡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的子第竟然走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对于现代世俗的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和其它政党相比，共产党向左的基因大大地超出向右的基因。所以像邓小平这样一位把共产党吃透了的政治家，积自己几十年革命之大成才做出了对中共高层最重要的告诫：要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话题扯远了，只是知道了这些，白灵被自己人活埋的下场也就水到渠成了。编剧不想还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做了处理，其实不仅违背了原著的真谛也隐瞒了中国革命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白灵，对于这样一位另类的女子，陈忠实用白鹿的化身来写她，在她死的那一刻几乎所有和她有关的人都梦到那只白鹿，陈老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放开你的思想去遐想吧！
还有一个女人，那就是给白嘉轩白家带来福音的仙草。在那个时代，他只能是旧体制最好的奉行者，直至最后也只是提出一口薄棺材的奢想。倒是饰演者秦海璐值得点赞，无论是其演技，其精神，其作风都应该成为后来者的楷模。那句“我要遇到说台词12345的，我会大耳光抽他”成为一股清风，一束独秀，一棵青松。
说完女人再反过来说男人，也许和某种正能量有关，也许和编剧的三观有关，但终究那几个重笔浓墨的正面人物都淹没在几个反面或“中间人物”的海洋里。这几个男人命运的走向成为人们努力看下去的悬念，而对原著或者说为了生存而作出的改变使得大多数观众产生了虎头蛇尾的感觉，使其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对后十几集开骂的动力。这只能说是中国特色，只能说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只能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出现倒退趋势之根源了。和《人民的名义》一样，为什么对几乎所有的演员特别是这帮老戏骨们都是叫好声而唯一不满的却是一号正面人物候亮平，是因为他们那些人演的都是生活，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唯有候亮平先生饰演的是一位不真实的存在，没有生活基础，却倒着实难为了陆毅先生。
如果说那几个女人用命运来诠释，那这几位男人就借用当下比较流行的基因裂变来诠释不知道是否更好一些。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而人却会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会产生完全对立的三观，会对整个世界作出几乎完全相反的观察和思考。在唯一找到家庭教育不同这一个勉强还算个理由外，只有用基因裂变来解释可能更靠谱一些。如若再出现白鹿原上两家儿子最后选择人生道路的天地之差，那恐怕就只有基因了。陈忠实笔下的鹿子麟积中国农民缺陷之大成，自私，贪婪，好色，虚荣，偶尔还能产生点恶念至人于死地。可他的两个儿子却是那样的阳光，大气，铁骨铮铮，投身国民革命的大潮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身为子民拥戴，德行兼优，有担当，有远见的族长白嘉轩却生出、却养成白孝文那样一个整个故事人物中最不堪，无论品行实践都几乎不耻为人的传统文化中的“小人”。而孝武虽算忠厚，但很难和其父亲比肩。按照我党的正统理论，地主家的儿子绝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的，当然高干除外。也许在陈忠实的潜藏语里，鹿兆鹏很可能就是至少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干了。而正统理论中真正革命的骨干力量，核心实力应该是出身无产阶级长工之家的黑娃，中共实践中土匪出身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干到了元帅的位置，贺龙元帅就是一人。
其实，这就是裂变，就是基因延续遗传过程中的一次次裂变。恐怕只有这样解释，很多很多问题才会得以理解。像每一个人的基因里都有致癌基因一样，人性向恶的那一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吞噬你的身心。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甚至极左占领主导几乎成为主旋律，只在实在维持不下去时才作出修正。于是人性向恶的一面就被无限扩大，把任何人都视作敌对势力的成为新常态。一九二几年如此，一九三几年如此，一九四几年如此，一九五几年如此，一九六几年到了登封造极的年代，一九七几年开始有所反复，一九八几年某种特殊事件就不是极左不极左的问题了……
若换一个概念，当年在井冈山极左盛行，连毛泽东都差一点被收拾。在鄂豫晥，张国焘的极左灭掉了共产党战斗力的大半，堂堂总司令徐向前连自己老婆怎么死的都没有敢弄清楚，黄埔精英许继慎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在陕北，老毛若迟到一步，刘志丹，谢子长也就成了冤魂。更重要的是当时若灭了习仲勋同志，我党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
这种基因在换一个环境下，在另一个天地里，在人性向善占主导的时代，他们会发生裂变，会出现奇迹，会制造神话，这种例子无需多举。
想说基因裂变问题，一是这几年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每个人体内都有致癌基因的存在，而是否发展到癌症则是决定与基因裂变这个主要原因。我把它引申到社会科学的范畴，一个人向恶向善的变化，向左向右的发展取决于基因裂变的结果。你选择了皈依佛教，你选择了遁入空门，你选择了坑蒙拐骗，你选择了实业兴邦，你选择了空谈扯皮，你选择了肩担道义等等，等等。你的基因会因为你的选择而发生相同方向的裂变，同样这样的基因裂变也会使你沿着这一条条不归路走下去。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汪精卫，这位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旷世奇才，这位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千古绝句的英雄，也许就佐证了我的基因裂变的理论，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人民的审判台。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件事物的发生会使其成为“民族领袖”，也许某个人的冲动会导致历史机遇的改变，若出现不了的话，也许就葬送了他，葬送得他永世不得翻身。
还是返回来说白鹿原上这帮男人吧，白嘉轩用族长完全能够对付了什么保障所，什么乡约，但是这个族长对付不了枪杆子，无论是刘瞎子的镇嵩军，还是并未直接面对的日本鬼子以及后来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两军。白嘉轩一次次地退缩，一次次地裂变。尽管剧作者还想在最后给他一点回光返照，但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而那个近乎人精的，由何冰演绎的鹿子麟则远远超过了陈忠实笔下的鹿子麟，成为这部剧中最出彩的人物。演的好是一回事，人的命运是另一回事。两个儿子从他身上传来的基因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既是两种命运的搏斗，又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就小说而言，就发生在当年的历史事实而言，鹿兆海的英雄色彩要比鹿兆鹏浓重得多，正义得多。而裂变带给鹿兆鹏的会是什么，但凡经历过上个世纪那种非人的社会经历，我想大体也会猜想个差不多。
其实对于生物学的基因理论自己是根本不懂，在这里只是想借用这个名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诠释一些长期盘踞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已。所以说是用裂变还是用变异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来理解一些基本现象可能会更通俗一些。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在一种良好的气氛中，坏人也有可能变好，至少坏人去做坏事的动力大幅度降低。反之，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下，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在一种充满杀机尔虞我诈的气氛中，即使是好人也能变坏，也会做坏事，说坏话。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使用基因理论的初衷。
白鹿原演完了，但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类似白鹿原中的人物依然存在。但终究社会又走过去了一百年，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那些并不是心甘情愿发展社会科学的某些政治家。我们想借此来推动的社会改革或者说革命，其实百年来一直就不缺少，没停止。社会向前的原动力因基因而发生着变革，不会停止，无法停止。逆潮流而动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所唾弃，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的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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