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匆匆，梨白桃红都坠成了解暑的果子。半年过去了，似乎也没太多收获，无非还是忙里偷闲，寻个安静处，读几本闲书。
人常说，读书多的人，都有智慧。听了这样的话，我总是在内心里泛起无可如何的微笑。书本到底能给予我们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发问，但对阅读有着狂热痴迷的人来说，阅读绝对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什么真理和知识。就像写作之于卡夫卡——“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你很难说，卡夫卡写作是为了追求声名和财富。
世界就有这么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人和事，奇怪得你找不出理由来解释他的动机，可爱得仿佛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傻子，“为什么读书”这样的问题，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思考，就像他们不会思考为什么吃饭一样。但是如果真要问我读书是为了什么，我可能会说：为了弥补内心那无尽的缺口。
回看这半年的阅读，量不多，二十二本。我把目前的阅读定义为沙里淘金，因为这二十二本书里，值得拎出来说道的，没有几本。
就说其中两本值得一提的吧。
一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很难相信这本书出自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十年后，作者登报征集文革相关的人物经历。也许是因为心里有一种偏见，我总觉得我们的这段历史还是蒙着遮羞布见不了人的，以为凡是这种题材的书和资料必然全面屏蔽。当我看到这本书时，我有些惊喜，惊喜于社会还是进步着的，一旦它能容人戳开它的脓包，它必定会愈合得更快。只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处于拿起了针，却没有下手的阶段。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创口的表层。
《一百个人的十年》类似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两位作者处理文字的方式都是尽量让自己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作为一个记录者，记录别人的经历。不让自己的想法干扰叙述，是对事件的最好表达。但是，这二者给我的感受是不同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让人感受到的是生命之脆弱与无力。在这个大到没有人能承担起责任的灾难面前，人们似乎只有承受和忍受，承受眼前的苦难，忍受久长的茫然。而《一百个人的十年》却让我感到一些忧伤和一丝恐惧。我伤感于，生而为人，为何要创造出这种非人的人生，我恐惧于，历史终将重演，除非，我们能正视它，记住它，从而抵抗它。
二是周明全的文学评论《中国小说的文与脉》。莫言曾说，长篇小说就要写出长篇小说的气魄，那么该书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则是，中国小说就得写出中国小说的气魄。
长篇小说，是相对于短篇文本而言。对于喜爱小说的我来说，至今我都很难喜欢上短篇小说，即便是欧·亨利那种精致巧妙意味隽永的短篇，也只能作为我阅读选择中的调剂品。我所钟爱，还是长篇。但长篇不在于长，而在于长的篇幅里，要有紧实的故事、典型的人物、丰沛的情感和绵密的结构，甚至于精致的创作技巧充盈期间，从而构造出一个长篇应有的饱满的躯体。那么何谓“中国小说”呢？作者在《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中主要用了一部小说作为范本，来解析中国小说的精神气场——老村的《骚土》。
《骚土》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果说张恨水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那么老村的这部《骚土》可谓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气脉。其“承金瓶之莲露，渍红楼之顽玉”的出版宣言，就明确地昭示着作者的意图。
《骚土》写的是近代的故事，但小说的文本语言和故事形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古代的白话小说。说是模仿，并不准确，因为模仿容易流于表面，更精确的说法是运用。白话小说从话本而来，话本从勾栏瓦肆的说话艺术中诞生，一想到勾栏瓦肆的场景，似乎就能联想到民间百姓的悲喜苦乐不过就是那几篇嬉笑怒骂的章句。所以，从《骚土》这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作者老村致力于用更为本土的文字语言、本土的写作技巧去展现一个本土的故事。那么，回到主题上来说，周明全所推崇的“中国小说”并不是相对于外国小说而言，也不是要求我们的创作一定要模仿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更不是表示一定要用村言俗语写乡村故事，作者想要的是聚焦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字力量，摆出以中国神话为母题的中国文学的立场。
不论《骚土》这部小说的价值具体如何，《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中所提到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是很有探索意义的。
最后，我想提一句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不看书，以后人生怎么办？我想，这大概是我听到的对于书的最精致的情话。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没有你，余生我都过不好”一样。大概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能够使我心安然的，恐怕也唯有继续阅读了。
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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