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老先生生于1911年的山东，曾经历过1928年日寇侵占济南时的“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1935年又赴德国留学，并在德国度过11年的留学和教学生涯，1946年回国。
季老生在清季民初，亲历贫穷苦难，又目睹了国共政权更迭，感受了知识分子的荣光，也忍受了动荡岁月的冲击；他不仅在国内经历过日寇引发的战乱和兵祸，还经历过二战下德国的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造访欧亚非多个国家。从人生经历上看，他的生命跨越两个世纪，足迹飞跃五十多个国家，越是经历得多，从他的文字上就越能读出他的真爱国之心。
何谓真爱国？据他在《赤子丹心图报国》一书的文章里可以总结出两点：爱国必从身边起小事起，爱国深处是爱自古传承发展的文化。口喊大口号，口称为人民，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只是图私利，这必然是伪爱国，但这样的事情却容易在“爱国”的大旗下隐藏，同样，只批评不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只唱颂歌不发现问题，也不是真爱国。而不分文化传承价值，不分良莠和时代局限，对我国文化乃至可以吸收的文化，只做硬性切割的做法也是狭隘和伪爱国的行为。
战乱岁月的爱国最易体现，也最难体现。季老在《屈辱岁月》一文中不仅回忆了日寇在济南的凶悍和霸道，也回忆了国人在沦陷岁月里莫名其妙的互为敌人，目的只是担心对方的不够小心或者过于小心，招来日寇的麻烦。按理说，季老完全可以只写大家在外敌面前的同仇敌忾，遮盖起种种丑态。但季老没有如此，一方面，这当然是他真性情，文如其人，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爱国在危险与国难面前有多难，人性会显露如何真实的一面。
而在《漫谈留学》中，他更写出他和同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同学的骨气，他们不仅在平时时刻告诫自己在外代表着中国形象，待人处事要礼貌和谦和，体现出东方文化的“礼”；而在中德宣战，汪伪政权窃行使馆职权期间，他和同学们则勇敢地走进德国警察局，宣布自己为“无国籍人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了真爱国既可以是温和，也可以是热血的，但是即便是热血的后者也是如此有理有智，绝不像今日的网络爱国或者口号爱国那样动辄喊打喊杀，但冒险程度则是非常的，因为在当时德国的无国籍者，无异于“天空中的一只飞鸟，任何人都可以捕杀它，受不到任何方面的保护”。
战乱过后，季老又于寻常处、细节处、文化处感怀爱国之情。他曾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出访各国，接触寻常百姓和孩童，在传播和吸纳文化的同时，也在交往中自然产生对爱国之情的感悟，他一方面共情于每个国家的人民，产生更广大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对祖国要变得更加文明、安定、强盛充满希望和感慨。
而对故乡的回访，在国内的游历，对师友、人民的回忆，也让季老由小见大。他追忆母亲爱子深情，感叹故土古今变迁，阅见文化名胜，都能联想到承载这些的巨大中国，他对中国一处一人的深情和深爱，也如他所说汇成对这片土地的爱。他在谈及师友和故人时，也不时会谈到爱国，因为同他一起一路走来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一生波折，他们共罹国难，经历动荡，对国家的兴衰自然会有更多思考，而知识分子的视野也更广阔，以季老的性情，也必然会实话实说，他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中提到：“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指出了只有关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才会去歌颂和批评，干净利落，不遮不掩。这才是真爱国的态度和办法。
真爱国似乎很简单，在季老的分析下不过从小事做起，从理性的传承、批评、吸收文化做起，但往往正是小事和看来宽泛容易的办法却才是最难做到的。季羡林老先生以波折一生和近百年的阅历为青少年留下的是拳拳热心和谆谆告诫。要真性情，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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