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康(上)》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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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这一天，有霾，无雷。我又一次来到城康村。

星康路两旁的紫荆花路树努力穿透灰霾，在一树白一树紫的喘息中迎接春的到来。我正穿过小城鲜花最密集之地。光辉、田心、西和等万亩鲜切花基地所在村从边上经过。兰花、樱花、桃花、油菜花、木棉花、炮仗花、仙人掌花、玫瑰、勒杜鹃开得正酣。我看不见它们，却隐约感到它们正向我袭来。

   春花烂漫撩动情愫，但大霾天的着实影响心情。大半小时前，我还在床上半梦半醒。久未见面的萍姐发朋友圈在城康村烧泥焗鸡，隔着屏幕我也闻到香气。惊蛰惊不醒地下的虫子，却惊醒了我。

   我知道萍姐是城康人。如果城康村有味道，那只能是香辣味；如果城康村首先让人记住，那只能是红葱头。这几天我一直寻思写一篇红葱头的文章苦于找不到联系人。我问萍姐，你能帮我联系种红葱头的？萍姐答：鸡给你留着呢！我二话不说直奔城康村。

我在城康村的东坑社见到萍姐的朋友李伯强。他正就着泥焗鸡和一桌朋友喝得半梦半醒。阿强三十出头，在外是车厂的维修师傅，在家就侍弄几十亩红葱头。得知我的来意，阿强剥了一碗生葱头，让我亲身体验吃葱“三部曲”。先嚼生葱，苦味慢慢涌上；再加油盐，香味开始涌上，鼻子开始打通；最后加上生抽，香与辣涌上苦味全无，泪腺也打通了。阿强说，别地的红葱头要么香多辣少，要么辣多香少，只有城康红葱头的香辣刚刚好。生吃，能对抗大霾天；作佐，是从化白切鸡的“最佳拍档”。不知是感激还是刺激，陈百强的经典曲子仿佛在我耳边响起：“眼泪，在心里流。”阿强补了一句，吃出眼泪在心里流的感觉才是最高境界啊！

阿强有七兄弟姐妹，是家中的小七。老母寡得早，一手拉扯大七个儿女。阿强从小辍学，但天生领悟力强。当厨师、当修工、当农民，这些跨界很大的活儿都玩转了。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跟家里的大人学种葱。大年初一，别家的小孩在门外扔炮仗玩，他躲在门内帮大人一起摘葱头。二十多年后，阿强种葱上手艺了。

城康村最早种葱的是榄树下村的邱氏。解放前，邱曾、邱水木、邱记房、邱火胜四兄弟就开始种葱头。老三记房种得最好，侍弄一亩地，成为村里最早的万元户。这里的红葱头的味道是“出不了”城康村的，皆因这里独特的沙质土。城康人近百年选优汰劣，最终认定此地最适合种的是红葱头。红葱头一年只有一造，农时是“七葱八蒜”在秋收闲出冬田后。种葱难，难在种的考究。生长期长达三个月，媲美走地鸡出栏；水和肥不多不少，简直像侍弄小孩。水多，长葱花不长头；水少，苗和头病殃。肥多，长头不长香；肥少，苗和头干瘪。还要防虫却不能施农药。红葱头己是辣物，但仍有虫子敢于叮咬，必是更辣一筹才能制服。阿强用红辣椒、蒜头兑以白酒，研制了强大的"辣一筹"生物肥。两个月后，农民要用长竹竿“伏苗”，把往上生长的苗压向头往下“生长”。一月后收成，生葱层层堆叠盘成圆状，用油衣纸焗三日；再放太阳底下晒一日；最后两扎一捆，用稻草扎起，状如旧时农妇的发髻。上乘的红葱头拇指大、十头一苗、十苗一扎、两扎一捆。那浓重的胭脂红如同农妇艳抹了，似乎要冲破薄薄的葱衣你与直面。春节的时候，城康红葱头卖到20块钱一斤。作为一种普通蔬菜卖到几近肉价，它也算是菜生功德圆满，对得起侍弄它的农人。

   我已拿足“料”正要告辞，萍姐与阿强二话不说把我阻止：吃了晚饭再走！紅葱炒蛋、酸菜鱼片、紫苏荞苗、芥菜腊肉、六只泥焗鸡的最后一只一桌的端了上来。末了，主人还送了我两捆红葱头和一扎酸菜。

   这是我在素不相识的城康人家里吃的第二顿饭。第一顿饭是一个月前在素不相识的城康人张浩芳家里。

一个月前是新春伊始。我相约大红鹰、火山、阿man文学群“四大才子”到城康村的康村古村落寻古探幽。张老汉正坐在小板凳上在村围子晒太阳。他牙齿雪白、络腮胡子雪白，把瘦削的面庞映衬得更黝黑，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船长。

张老汉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并不拒生，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早年做过十七年的卖粉营生，就是从县城批发河粉回本村卖。每天下午，老张骑着自行车从城里批发回河粉，进村后推着车满村子叫卖：“有粉卖，有粉卖”。“有”字悠长，“粉卖”短促。河粉分两竹筐挂在车尾，都是按斤卖。有村民买了，就用生铁皮刀切好秤好。一斤卖一元，进货就要7、8毛。老张念及都是乡里乡亲，老实人，不愿多赚。结果辛劳一日，也没有十块钱利润。

得知我们的来意，张老汉不但把我们领进屋子，拿出《康村张氏族谱》，还领着我们在康村的后山凤形顶细细走了一圈。康村，乃至整个城康村的来龙去脉在我的脑海渐渐清晰起来。

城康村距城北11公里。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一马平川。从最南面的城村一直到最北面的炭山，面积近30平方公里，有良田三千亩。炭山因早年村民在这里伐树烧炭营生得名。高数百米，连绵数里。山腰有当地人求雨的龙潭姑婆庙，山上筑有龙潭水库。境内有发源于城康北部与佛冈交界的黄猄滩的龙潭河，经康村、大夫田南流最后汇入风云岭脚下的黎塘河。城康村的地形就像远古有洪荒之力从三面高山倾斜泥石流，冲刷出山下广袤的平原。除“滚落”几座土名凤形顶、梳子岭、更鼓楼等不大的小山包，基本平坦得让人羡慕，平坦得一眼就能望见十公里开外的双凤山，甚至平坦得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就在村南数公里修建了沙梨园机场。

在兵荒马乱吃饭也成问题的过去，谁获得土地谁就获得生存权。广袤平坦的土地，无时无刻不被人觊觎。数百年间，各路先民纷纷从四面八方以逃难、开垦、移民的方式汇聚于此，使城康村成为一条杂姓村。解放前，村南是罗氏聚居的城村；村中是张、邓、梁氏聚居的康村，李氏聚居的东坑，邱、余氏聚居的凤田、榄树下；村北是陈、凌氏聚居的新开洞。城康村所在地原来有两条行政村——东坑、凤田合一的东田村，城村、康村合一的城康村。1962年东田、城康合并，成为今天的城康村。

从各家各姓占据的土地，可以看见各族的强弱。从新丰瑶田迁来的邱氏，城郊麻村迁来的李氏，良口豸前村迁来的张氏等都占据了村腹平坦的土地。而两百年前从平远县超竹镇枫盈岗排尾村逃难而来的陈凌两姓却居住在最边远的北部山区、位于龙潭水库底的新开洞。现在水库边上还建有陈凌宗祠。陈凌一家，两姓合祠；子孙共祖，实属罕见。相传新开洞的陈凌两祖是结拜兄弟，两家各有一个儿子，容貌相似。在逃难时，陈以僯公用匾箩肩挑陈、凌公子上路。右肩挑累了换左肩，左肩挑累了换右肩，如此一来二往，竟然分不清谁家公子。陈、凌公感叹，陈凌共祖，此乃天意！以后各世子孙，皆视陈凌为根。1955年12月9日，从化县组织人力肩挑手扛始建龙潭水库，库容400万立方，翌年春竣工。新开洞全村移民，其中一支迁往县城西北4公里建新开村。新开洞陈氏以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千一郎公为始祖，第十一世陈以僯为开基祖，现已繁衍至二十世，目前健在的最年长者为千一郎公十七世孙86岁的陈河清老先生。

而城康村根基最深的当属康村张氏。他们四百年前已开村，是目前现存的唯一古村落。康村始祖是良口豸前村的一世祖甘隐公张胜之，到八世祖兆玉公于清初顺治年间从豸前迁居康村。兆玉公在定居康村前，曾择居香家、沙埔等地。有一天取道康村到鳌头赶墟，留下就留下了。兆玉公能在康村立足，也是演绎了一段与“陈凌结拜”相仿的传奇。康村原居民是邓、梁两姓。兆玉公让次子瑞泰拜邓隶楚为义父，于是邓、张“二姓同居，乐业荣谋”。这是古代的“抱团”，弱族的“逆袭”。兆玉公长子起泰聘请江西风水师曾上直先生重新勘察康村“风水”。在村中央定了一口水井；在村东北修艮门佩玉，在村西南修坤门鸣珂；在村东南挖月牙形风水塘。至乾隆年间，又陆续在门楼内外新建新厅、花厅、水厅各一座，作为祖宗祭祀、停放先人遗体的场所。

康村古村落背靠凤形顶，面朝双凤山，呈东北至西南走向。村头在东北，村尾在西南，村长一百米。村子并非正南正北的坐向，如大江埔同出一辙，皆因要朝向双凤山。早在建县之初，双凤山就被官方定为“朝山”。康村面朝东南面的双凤山，形成“面朝双凤，有凤来仪”的风水局。而背靠的凤形顶小山，低矮狭长，在康村人的心目中就是凤的形象；而西门楼的“鸣珂”二字，就是形容凤的叫声。凤通鸡，鸡要吃饱，就得糠足；糠同康，这成为“康村”的来由。

在村南350米处，族人还栽有一片“风水林”。村南地势低洼族人视为“斜流地”，遂在此筑小土坝，栽上30多棵水翁树“挡煞”。水翁树多零星生长在河岸，清明结出白色绒花，仲夏结出红色小果，花晒干了可作清热去湿的水翁茶。水蓊树连片已属罕见，还要生长百年，这在从化是绝无仅有的景观了。

我未识康村，先识水翁。那是一年多前，我路过城康村，就被这片形态奇特的水翁林吸引了；一年多后旧地重游，我也首先来到这片水翁林。这两列水翁树分列水泥路两旁，仿佛脊柱移位或椎间盘突出，沒有一棵是腰板挺直的。幸亏是安在树身上而不是人，倒也造就一种苍老曲折之美。我们四人从东往西细细品味这些老枝陈奇的水翁树，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型盘景陈列馆。只是人类之手无法将其囿于方寸之盘，倒是自然之手将其在城康这片大地塑得肆意横陈。

入口南侧第一棵树，腰肢粗壮像一位守门大将。第五棵树，枝向右斜生；第七棵树，树顶鸟声嘈杂，相邻树木竟毫无动静。目测此树最高，小鸟“亦懂”择良木而栖。此树似乎要借雀声向周遭沉默不语的树木警示，我才是“王”。 第八棵树，枝向左斜生。第十棵，一头三枝，如“福禄寿”仨老头。最后第十六棵，远远离了水翁林，像被驱逐出树族的“孤独者”。右侧第十三棵树像屈了大腿，形成天然的“凳子”。

穿过眼花缭乱的水翁树林北行数百米，就来到康村西门楼“鸣珂”。门楼前原栽有一棵大榕树，可惜十多年前被风雨摧毁，原址补栽一棵小榕。意境已失，怎么看也不对。“鸣珂”楼呈锅耳墙状，“鸣珂”二字是村里走出的才子、毕业于天津大学的张汝棠手书。细看锅耳门楼，锅边是用灰沙抹上，原来是1962年用旧砖旧瓦重建的。意境已失，怎么看也不对。门楼右侧摇摇欲坠的新厅倒是旧物。前堂封檐板精美雕刻左兰右荷，中间牡丹腊梅，仿佛向人诉说我也曾“风华”。

走过“鸣珂”楼，是营建了四百年的古村落。有三排青砖瓦房，有些被村民拆掉建楼房。村中央正是张浩芳橙色外墙的小洋楼。小楼门前，就是至今仍水清盈盈的麻石古井。相传此井与凤形顶息息相关，就是不能动山上的土。凤形顶山虽小却林茂，很多松树几个人也抱不过来。70年代，曾有退伍老兵邱记清修祖坟时动了土，结果井水就开始浑浊。老邱把翻开的土重新填回，烧了鞭炮。三日后，井水奇迹变清。但老邱山上动土与解放前夕发生在凤形顶的那场战事相比简直“九牛一毛”。1949年云台山战役后，人民政权胜利在望。一些国民党残余、土豪劣绅集结退守凤形顶。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那场“子弹横飞呼啸整个晚上”的战事。土匪残兵们统统被收拾，土匪头罗耀雄、陈镜清被枪毙。50年代“大炼钢铁”，山上的大树被疯狂的人们全部砍光。现在满山见到的都是小树，意境已失，怎么看也不对。

走过古井来到村头，有一栋全村唯一的“石屋”。墙基墙体均由大麻石垒起，一看就是“大户”。这个“鸣珂之地”竟出过一位民国从化县长张冠洲。他生于1902年，富家子弟，曾是邑人谢赢洲的管家。1946年至1948年任从化县长。张县长任内致力清剿广从公路匪患，成立了一支护车队，经常巡逻，使商民免于匪患。后来因纵容部下私分街口大桥建设捐款，遭到省政府罢免。下台后的张冠洲移居并病逝香港。

走过石屋，不见东门楼“佩玉”。上世纪40年代，人口增多，村落扩容。村民把东门楼向东移20米，建成“康村”新门楼。“康村”二字隽秀，“村”字一点竟写成一个月牙图案。出了康村门楼，是一幢70年代的两层苏式建筑。这里曾作过大队部、公社大礼堂，群众开大锅饭、发布消息、唱大戏都在这里举行。大礼堂的原址曾是乾隆年间建造的水厅，楼台高大，四水环绕，想想也觉得美。但现在早被水泥地填平，数百年的诗意早落花流水去。

康村转悠，竟至日落。斜阳穿过西门楼、穿过古井、穿进东门楼，“康村”二字渐渐隐没，地上斜斜留下锅耳墙巨大的暗影。古井处忽然传来小孩嬉闹声。两个大一点的小女孩四只手架成个“井”字，小一点的小男孩坐在上面摇摇晃晃走过来。骑马角、坐手椅、追人仔，这些我儿时常玩的“肉身游戏”又浮现眼前。仿佛走过来的不是她们，而是我。想想，我也曾快乐如她们；想想，这个苍老的古村也曾年轻如她们。

“开饭啦！”张老汉苍老的声音一下把饥肠辘辘的“四大才子”拉回残酷的现实，我们循声赶往小楼。却见大一点的小女孩在张老汉的呼唤下早回屋里——原来她是张老汉的重孙女小瑶，八旬不到的老人已是四代同堂的人。老人见我们又回来了，连忙招呼我们开饭。

平日里就俩老“开伙”，老人吃得不多菜也就凑合吃。在素不相识的城康人家里吃的第一顿饭，只有三个菜：鸡蛋汤、蒸腊鱼、腊肉炒兰豆。鸡蛋是老汉的母鸡下的，腊鱼腊肉是老汉晒的，荷兰豆是老汉种的，菜少饭少但却让我们吃得饱满深情。

如果机缘巧合，我想，我还会在素不相识的城康人家里吃到第三顿饭。

                                           2017.3.15

 (于2017年3月29日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