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青年人的恋爱婚姻
我年轻的那个年代，正是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这个纲被提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都无法摆脱这种无形的天罗地网。
当时青年人的恋爱婚姻也必然要以这个纲为原则。男孩子无论多么优秀聪明帅气，如果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可能娶到理想漂亮的姑娘；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姑娘，即便是相貌靓丽动人，才华出众，也无法找到如意郎君。
我到东北农垦总局兴隆拖拉机配件厂工作刚满一年的1968年春节，回到辽宁省凌源县老家探亲。
住在大哥家，当时大哥在县造纸厂工作。大哥是1965年冬才与大嫂结婚的，在县城马道街租了一间小屋。
这是一个传统的小四合院。同院内住有一名叫江俊的人，他家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母亲，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妹妹，三口人之家。
江俊1955年毕业于河北省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家谋生，自学中医。
江俊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太祖父在晚清时官居道台。江俊聪明健谈，做人不低调，遇事爱发表个人见解，加之出生剥削家庭，所以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吃了很多苦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阶级成份，平反冤假错案，江俊才被平反解放，分配到农村做一名中医。快到天命之年才与一位小他二十余岁的农村姑娘结婚，这些都是后话。
1968年正月，我在大哥家时，江俊常找我聊天。他很有天赋，又非常健谈，懂得很多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我们闲谈一些无聊话题:什么唐宗宋祖等。当谈司马迁时，他不由自主地背诵一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髌足，兵法修列】
当我们谈到鲁迅、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时，他说这些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著，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本质，对社会那些丑恶的东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听着江俊的高谈阔论，我内心里找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源。
通过几天的闲聊，江俊对我的印象不错。他对我大哥说，占先老弟很聪明，将来错不了。因此他天天喊我到他家坐坐。
有一天江俊不在，他老母亲同我唠嗑，老太太对我说:【你哥（指江俊）被戴上这个破帽子，又是个破成分，现在你妹妹岁数也不小了，找个对象难呀，谁都不敢要我们这样家庭的姑娘。】
当时江俊的妹妹在县八里堡办的橡胶厂做徒工，一家三口靠她一个人每月十几元的学徒工资度日。
当时江俊自学的中医虽然水平不错，但他没有行医执照是不敢给人看病的。家中生活异常艰辛是不言而喻的了。
老太太正同我闲谈之际，她女儿下班了。姑娘进屋后，老太太对我说:【这是你妹妹】。又对女儿说:【这位是同院刘占文哥哥的弟弟】
姑娘打了一声招呼，便出去买了一壶开水回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后，就坐在他母亲身后，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上。
这是一位十分端庄清秀靓丽的姑娘。一米六左右的苗条身材，一身朴素干净的蓝色工作服，两条短辫黑油发亮。白净，文静，微笑的面容，叫人心动难忘，一双明亮发光的眼睛含情脉脉，叫人心动。
当天晚上，老太太要留我在家吃饭，我深知他家生活是那样艰难，怎能在人家吃饭呢？
第二天，江俊还叫我到他家吃饭，我谢绝了。
第三天又请。事不过三，盛情难却，我只好去了。
那时城里人只有每月28斤定量，大米或面粉细粮只供给8斤，其余是粗粮。食用油，每人每月三两。
当时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是陈锡联，老百姓叫他陈三两。后来李德生执政，改供应半斤食用油，老百姓又称李半斤。
那时生活水平低，没有副食供应，人肚子里没有油水，非常能吃。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有钱的人可以买点高价粮补充，可江俊家三口人就靠他妹妹一个月十几元钱徒工工资生活，哪有钱去买高价粮食呀！所以我吃半碗大米饭，就放下碗筷说吃饱了。
当我告别他家时，看到锅里只剩下一点点米饭了，可老太太和姑娘还没有吃饭呢。
这里插两句题外话，由于辽宁省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是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省产粮不能自给，靠国家调拨粮食给辽宁。
据群众传说，有一次陈锡联邀请毛主席视察辽宁，毛主席回答说：等你辽宁粮食过关后我去辽宁。
于是辽宁省提出打粮食翻身仗，迎接毛主席视察辽宁。辽宁全省农民打了多年粮食翻身战，也没有迎来毛主席视察辽宁。
第二天，江俊对我大哥说:【我看占先很聪明，将来错不了，把妹妹介绍给占先做朋友吧。黑龙江是个好地方，以后我也去黑龙江。
大哥没有答应江俊的要求。回家同我说:【我同江俊交朋友可以，你不能娶他妹妹，如果你同他妹妹结婚，将来有小孩长大了，当兵都不要。】
此时我内心很矛盾，从心眼里讲，真是喜欢这位漂亮的姑娘，我说:【江俊的妹妹很漂亮。】大哥回答：追求漂亮的姑娘也是资产阶级思想。
后来江俊对我说：你大哥的话不对，你看那些名人，哪一位不是找一个漂亮的夫人？
当时我的心七上八下，没有主见，姑娘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在脑海里久久不能消失。
一天晚上，大哥下班对我说:【我们单位杨万勤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是她家一位侄女，叫杨桂芝。是宋杖子公社水泉大队二道沟，在大队当妇女主任。
当地有这样的顺口溜:【头道沟的葱；二道沟的蒜；三道沟的姑娘不用看。】意思是说三道出漂亮姑娘。既然这位杨姑娘是二道沟的，自然不会漂亮。
这件事大哥也没有征求我同意，第二天上午杨万勤就带着杨桂芝来到大哥家。这是一位外貌平平的姑娘，一米五左右的身高。我对这位姑娘没有丝毫感觉。
这件事住在同院的江俊全家自然知道了。事后江俊再也没喊我到他家去闲谈。当时大哥对我说:【我看不错，可以把婚事定下来】。
我这个人立事晚，反应迟钝，对这一突然到来的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六神无主。后来我大姐看了后也说行。
至于杨桂芝自然是心满意足了，原因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非常大，加之人民公社那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管理机制，束缚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农民生活常年半年粮，半年菜。
那时农村姑娘都千方百计的逃出农村到城里，宁愿降低条件，也要嫁给城里挣工资的人。
所以在我没有说出不同意，大哥再三督促下就同杨桂芝订了婚约。那天大哥特意买了两张电影票，让我们两人去看电影，可我没去，杨桂芝自己去看了。
大哥急忙给我找对象，可能出于怕我同江俊妹妹订婚。因为大哥一生就是一个激进派。前文讲过当他读小学时刚刚解放，党号召扫除文盲，他一个小学生就主动地办扫盲学习班。当1956年听说要实现合作化运动，当时大哥高兴的跳了起来，拍手欢迎合作化运动。所以大哥是不会同意自己的弟弟娶一个地主家的姑娘，更何况姑娘的哥哥还是一个右派份子。
等我从辽宁返回北大荒工作单位后，对于同杨桂芝订立婚约这件事，像一块重重的大石头压在我心里。沉沉地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968年秋，我的同学郭树荣的妻子宫殿英，抱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郭金山从辽宁老家来到配件厂。
当时老郭的工资仅有25元钱，突然来了三口之家，吃住可怎么办呀！老郭家的艰苦困难生活告诉我，必须下决心解除同杨桂芝的婚约。
当时二机厂职工家庭，那些单职工家庭靠男人上班，每月三十多元钱的工资，生活十分贫困。可是男女都上班的双职工家庭，月收入六十多元钱，生活就富裕多了。现实生活告诉我，决不能同农村姑娘结婚。
当时我的同学霍春发在老家也有一位农村姑娘的婚约。我告诉霍春发，无论如何都要把农村姑娘退掉。
1968年10月，我回到辽宁老家。介绍人杨万勤同杨桂芝来到我父亲家，经过一番唇舌之战，我反复的跟他们讲，杨桂芝到黑龙江只能当一名家属，不可能有工作。我的工资才二十五元钱，我们无法生活。
最后杨桂芝流着眼泪走了，总结这件事的教训，主要是我立事太晚，遇事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大哥又起到推波逐浪的作用。大哥一生一事无成，足可以说明大哥情商太低。
1967年12月8日，首批北京知青49人到达东北农垦总局兴隆拖拉机配件厂。这时我的同学高俊文说:北京知青中那么多女知青，要在她们当中抓一个对象。
历史证明高俊文远见卓识是对的。可我当时却认为，高俊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
我们是从小山沟里爬出来的穷小伙，北京知青是从首都来的洋小姐。土洋难合，差距太大。
其理由是我们是辽西那个穷山沟跑出来的穷学生，工资又低得那么可怜。可家中一年见不到一分钱的老人却认为:供孩子读了十几年的书，现在孩子毕业了，参加工作了，眼巴巴地盼望孩子给家中挣钱呢。
虽然我们只有二十五元的工资，但是个人生活再苦，也要省吃俭用给家中老人寄钱，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到配件厂参加工作，到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结婚，这三年里每年都给父亲寄去一百元钱。自己除了吃饭外从没花过一分钱，也没买过一件衣服。难怪当时配件厂一些老职工说，朝阳这些学生小农意识太重，因为我们同他们交往，从不舍得花一分钱。
那时父亲虽然年近花甲，但一年三百六十天，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夏季顶风冒雨，冬季冰雪严寒，天天都要到生产队劳动。
由于我的老家是十年九旱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辽西穷山沟，土地瘠薄，加之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超越时代的经营体制，分配上的一平二调三公产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社员出工不出力，造成一些自然条件差的公社，农民劳动一年的收入，扣除一年每人360–400斤的口粮钱，所剩无几。
有些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年终不但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向生产队交口粮钱。
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家庭不允许搞任何副业。
我们这一代人都清楚的记得电影《青松岭》里一个叫钱广的人，到山里捡一点蘑菇，拿到城里卖，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判。
我在读初中时，因为母亲已经去世，寒暑假我都留校护校。六二年暑假，学校维修校舍，我留校去做小工，每天搬砖和水泥，每天给一元钱工资，一个假期挣了三十几元钱，全部交给父亲。
与我们相反，人家北京来的知青，家中老人认为孩子到边疆吃苦去了，一些家庭条件好一点的知青，家中常常给他们寄些钱和零食。即使家中经济条件较差的知青也用不着给家中寄钱。
这就是当时城乡之差，所以我那时错误地认为，在北京女知青里找对象是一个奢望，是不现实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