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个过程中，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二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抽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二种新文字。
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
中国的军阀何其多，但是只有吴佩孚具有世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帮会控制的，既有青、洪帮这种第三社会性质的帮会，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帮会。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没有帮会的出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连商人罢市背后也有帮会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没有帮会的协助几乎不可想象。当时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没有成气候，洪门在上海地盘尚在，各种以地域划分的帮会也各自为政。
民国史无疑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扦格和话语吊诡。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了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
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银、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戏。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代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自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
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那怕留下千古骂名。在电国没有人会竟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选举在中国的词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土大夫的舆论而已。这眼西方所谓的选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中西概念的互换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对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来说，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所谓集体本位，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
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而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
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
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
陆小曼笑纳了邵淘美的礼物，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牙刷和口腔，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时代有新旧，学间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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