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康
清代的碑学运动,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在帖学系统之外建立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审美世界。其实,碑学虽然讲究奇趣、古趣,他们的格调和品质仍然是在传统之中的,可以说仍然符合传统文人书法的审美的。
我们看清末民初的碑学大家,如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等等,他们的书法突破了传统帖学,但是格调和品质仍然依归传统。我相信,书法同绘画一样,绘画强调所描绘对象的品格的塑造。比如说画松,就要具备松的品格。这个都是客观的对象所具有的基本品质。
书法也是一样,我们写的汉字,每个字也都具有基本的品质,书法也是要把这种品质展现出来。而现代的一些学碑的书法家,认为奇趣就是变形,于是书法的取法对象走向民间化便成了众向所趋。这种对形式感的过分强调,其实是完全损害了书法的核心精神,即现代的书法丢掉了格调和品质。
由此可见,书法的正脉乃是魏晋以来到明清书法名家构成的巨大的谱系,就是帖学系统,包括帖学的笔法以及帖学所崇尚的审美价值,即格调和品质。
但是帖学在宋以后为什么衰弱了呢?
具体原因有很多。其一:范本的差异性太大。刻帖的流行一方面扩大书法群体,而一方面也引起了诸多误会和混乱。刻帖的不断翻刻,离原本会越来越远,后人学刻帖,难免有雾里看花的遗憾。这个是资料的限制,而我们现在的信息时代,完全可以突破古人资料匮乏的尴尬局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学书法的有利条件。
其二:宋以后楷书的意识太强,可以说深刻影响了行草书的创作和审美。从唐代开始,中国的文字就在走规范化道路,这个大概和印刷术有关系。唐之前,文本的流传都是靠手工抄写来完成,对于每个阅读者来说,每一个文字都是新鲜的、不同的。但是在唐以后,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了美术字在印刷行业的大量运用。美术字就是规范字,如宋体,虽然刻工的不同会让规范字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说,规范字确立了一个标准的书体形式。对于阅读者来说,天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标准形式,这种规范字的阅读,深刻影响了书法家对于书法创作的理解。这些规范的字体会逐渐在阅读者的心里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字的某种写法就是完美的,字的笔画安排符合某种规范就是完美的,等等等等。
而这些心理定势在魏晋人那里根本没有。魏晋时代的书法远绍汉代。汉代到魏晋这几百年中,成熟的书体不是楷书,而是草书。也就是说,魏晋人学书法,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草书系统,而不是如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唐楷系统。这样差距就出来了。草书对于楷书来说,更加自由开放,从草书化到行书,行书必定具有草书的品格。所谓古法,就是一套从草书中化出来的笔法系统。
而宋以后,学书先学楷书的做法成了书法的常识,也可以说是偏见。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规范化的审美。这种审美的最终结果就是馆阁体的出现。明清的帖学笼罩在馆阁体的阴影之下,奄奄一息。帖学的最后一位大家就是明代的董其昌。但是,我们看到董的书法结构平正(正是楷书影响的结果),笔法单调。唯一出色的就是墨法和格调。而到了清代,更没有帖学大家。
对于我们来说,困难也许更大。我们面对的是极其规范的阅读文字,同时离魏晋时代有千年的距离。这些都给我们领会古法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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