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社会分层
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入中国城市 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应充分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 能。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 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应改变目前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管 理对策, 改变一些地方打击非正规就业的作法, 应对其采取扶 持、帮助的对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 这也是协调社会各个阶 层利益的必要机制。从根本上说, 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 到保障, 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到保 障。
城市外来人口分为两个大的群体, 他们 的构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别, 因此在户籍改革上, 要分析户籍为不 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 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 求, 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社会 分层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 差异现象, 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 体系。
社会学自韦伯 (Max Weber) 以来比较强调从三个向度测量 人们的社会地位, 这就是: 第一, 财富地位或经济地位; 第二, 权力地位或政治地位; 第三, 社会声望地位。要说明农民工的社 会地位, 似乎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农民工是职业流动最为频繁 的群体, 然而, 频繁的职业流动并不能导致他们职业地位的上 升, 笔者提出地位累积的解释, 城里人由于可以通过档案制度实 现地位累积, 而农民工则没有地位累积。
费正清先 生在其所撰的 《美国与中国》 一书中曾说: “ 自古以来就有两 个中国: 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 ⋯ 另一方 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 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 人和官吏— — —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 ” ①所以, 城市和农村 的分层差异古已有之。但是 ,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建 立的当代户籍制度却使此种差异更为固化和制度化了, 而这一 段时间是本书分析的中心。
户籍制度建立以后, 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第一是 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如前所 述, 中国在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 需要用“ 非所有权” 的 手段来维持经济秩序, 而户籍是“ 非所有权” 式的、比较有效的 屏蔽手段。第二, 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 在这一前提下, 实行 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 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
一般说来, 为寻求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 人们改变地位的渠 道主要有这样几种: 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 和婚姻渠道。然而, 在所有上述社会流动的渠道中, 城市农民工 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
改革以来 , 中国社会的最深 刻变化就是引入了市 场机制。 笔者以为, 所谓市场机制是由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证 券市场三个基本方面构成的。迄今为止, 我国商品市场发展已 初具规模, 而劳动力市场和金融 证券市场的发展则相 对滞后。 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已成为目前我国市场改革中的关键一环, 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是从 80 年代初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 场开始的。
改革以后, 我国农村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是在农民 承包土地以后, 允许农民将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自由出售, 这意 味着农产品商品市场的出现。第二是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我国在理论上 批判劳动力市场的观点, 在实践上不允许自由雇佣的制度, 这种 做法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经济活力。因此, 改革以后, 允许农民 工进城自由寻找职业,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步。我们知 道, 所谓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二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以, 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 它与历史上 解放农奴的 意 义一 样伟 大, 它为 市场 经济 的发 展创 造了 基础 条件。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劳动力的市场机制 , 其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 它是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及实 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在计划经济时代, 人们曾 以为 , 由领导者统一安排、安置劳动力会形成最佳的效益 , 结 果适得其反 , 造成了人 力、物力的极大浪 费。市场改革以 来, 允许自由流动的农民工 , 他们自己寻找着在生产中的位置 , 这 就发挥出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事实证明, 由少数人设计出的 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 其效率远不如利用市场机制, 由劳 动力自主实现它们与生产要素的结合。从现象层面上看, 农民 工进城后千方百计地寻找赚钱的机会, 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发 动起来了, 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的活力 , 这远比仅由少数人作 计划有效得多。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循环流动的特点。 ①所谓循环 流动是指, 农民工每年从农村流入城市, 再从城市流入农村, 年 复一年地循环往复。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曾有过农民工在城 乡之间的循环流动, 但其规模是很小的。像中国这样的将近一亿 人口的如此大规模的循环流动, 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循环流 动是户籍制度的产物, 由于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取得正式身份, 这样就将农村的家庭视为自己永久的家庭。这种情况与欧美国家 农民流入城市后, 在城市定居、完成城市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的。因此, 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成为一个循环的劳动力市 场。这种循环, 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自己一生中的循环, 即农民 工在劳动力最丰富的年龄往返于城乡之间;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代 际循环, 即老一代的农民工因年龄大返回农村, 而他们的子女又 开始在城乡间流动。
中国人似乎好走极端, 从 195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初, 中国 在城市里曾创造了一种超强度的“ 正规” 就业模式, 通常被称为 “ 铁饭碗” , 即由政府劳动部门或学校分配工作, 终身在一个单位 中就业的体制。然而, 自 80 年代初的改革以来, 中国城市中却 日益增长着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就业模式, 这就是“ 非正规” 就 业。根据以往的研究, 我国非正规就业主要由三部分劳动力构 成: ①被旧体制抛出的 失业下岗 工人; ②流入 城市的农 民工; ③重返劳动力市场的阶段就业女职工和老年“ 补差” 职工等 (金 一虹, 2000: 93)。
在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上, 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就是研究农民工外出对于流出地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 此问题上, 一直有两派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一派是所谓“ 现代 化理论” , 强调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积极意义。此理论认为, 农 民工的流出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以带来农村地 区的发展, 可以使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信息、新观念传到农 村, 可 以 创 造 新 的 就 业 机 会 ( Ahlburg, 1996: 391 ～ 400; Solinger, 1999: 184; Parish, 1973: 591～609. )。另一派是所谓 “ 依附理论” ( dependency theory)。它认为, 作为核心地带的大 都市的发展, 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不发展基础之上的, 换言之, 都市地区的发展是以对作为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为 前提的 (Frank, 1985: 160; Santos: 1985: 171～172)。 “ 依附论” 提出了大都市与边缘卫星地带 ( metropolis - satellite) 的观点。 此观点认为, 目前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 发达的大都 市地区剥夺了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剩余价值或经济剩余。所 谓“ 发达的大都市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 的关系是层层 推进的。比如,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 不发达国家就成了边 缘卫星地带; 而在不发达国家内部, 相对于该国的中心大都市地 区而 言, 该 国 的 农 村 地 区 则 成 了 边 缘 卫 星 地 带。 弗 兰 克 (A.G.Frank) 说: 审视这种“ 大都市 - 卫星” 的结构, 我们可 以发现, 每个卫星都扮演着一种吸收其本身的卫星的资本和经济 剩余, 并将部分的剩余输送至都市中心的角色 ( Frank, 1985: 160)。依附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 该理论 也在探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发展的关系、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 关系。
资本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 “ 极化效应” 。从城市流往农村是“ 涓流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赫 什曼 (A. O. Hirshman) 认为, 受到提高收益力量的驱动, 劳动 力与资本总是从边缘地区 (农村) 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 (城市) , 结果是强化了极化效应, 进一步促进了核心区的发展 (周起业, 1989: 6～7)。所以, 非均衡论认为,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极 化效应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 要缩小地区差距, 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加强政府的干预。通过这种干预, 使地区发 展的步伐得到调节。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证明: “ 在那些现金很紧缺 的地方, 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追加劳动 的边际收益, 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高 于劳动力减少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笔者将农民工的分化区分为两种分化模式, 一种是“ 循环流动 式分化模式” , 另一种是“ 迁居式分化模式” 。这就是说, 作为社会 三元结构之一元的农民工, 他们既是个稳定的群体, 同时又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群体, 因为它总是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两道门槛之间徘 徊, 一只脚已跨入城市的大门, 另一只脚还在农村广阔的土地上。 这种尴尬的地位, 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两难选择, 留城与回乡的 问题就呈现在他们面前, 正是在这时, 分化就必然发生了。 所谓循环流动式分化模式是指, 农民工外出一段时期后又返回 家乡, 并且暂时不计划再外出 (虽然仍有再次外出的可能性); 这部 分农民工一方面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同时又回到了家乡, 他们与一 般农民有了很多不同。所谓迁居式分化模式是指, 农民工外出打工 之后, 决定不再返回家乡, 而是定居于城市, 他们或者和原来农村 的家分离 (称“ 人户分离”)、或者“ 举家迁移” , 这时我们将其归入 迁居式分化模式。这部分农民工很大程度上不能纳入城市制度体制 内, 而成为一批城市管理体制外的“ 边缘人” 或“ 两栖人口” 。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 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起源于工业革 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 要求劳动 要素的相对集中, 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 造 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 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 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 业机会。于是, 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 使得工业化、城市 化、市场化, 以及所谓“ 现代化” 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还有第四种模式, 笔者称之为“ 乡村 生活的城市化” 。这里就遇到了什么叫做“ 城市化” 的问题。传 统上 , 城市化指的是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 该区域内非农产业 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当代社会中传播、通讯、交通的高度发 达, 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这样“ 聚集” 可以是跨区域 的; 在产业结构上, 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几乎统治了各个产业 领域 , 在生物技术指导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从 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大批生活稳定的中产阶层已从市中心迁到 了城市郊区居住, 他们在郊区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里面的生活方 式并没有区别。因此, 在当代社会, 城市化也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 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 活方式也可能在农村得到普及。从我国的现实看, 当我们向城 市农民工询问他们将来的去处时, 大多数农民工表示, 他们挣 够了钱, 最终还是要回家乡去, 在家乡办工厂、做买卖, 要像 城里人一样安排生活。因此, 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 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 乡村虽然仍保留, 但生活 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 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闲暇生活等, 这些都与城市中的生活 方式没有本质区别。而 且, 由于农村 中的自然 环境优于 城市, 而使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更具吸引力。
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达到高峰, 低的估计是突破 16 亿人, 高的估计是突破 17 亿甚至 18 亿, 如此巨大的数字确实惊人。据 研究, 夏、商、周时期, 中国人口仅仅 1 千万多一点, 从汉代直 到隋朝, 人口总数上升到平均 6 千万左右, 唐宋时期人口的平均 数约为 8 千万。直到明朝以后, 平均人口开始突破 1 亿 1 千万 人。有人认为, 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与人口过度膨胀有关。清 朝以后人口膨胀到超过 4 亿人, 并且持续增长, 现在已经增长到 将近 13 亿了, 而且还在继续上升, 2001～2003 年以来每年净增 长人口下降到低于 1 千万了, 但仍有约 8 百万人之多。根据人口 模型的 预测, 我国 人口的 高峰期, 2035～2040 年间, 将 达到 16 亿～17 亿。我们知道, 因为人口的剧增,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的人们就遇到诸方面的潜伏的危机和威胁。按照宋健先生的说 法, 这块土地上的适度人口是 7 亿人左右, 这样, 我们已经大大 超过了适度人口的指标。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们在城市化的建设 上, 不能不采取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比如, 城市人口的多数只 能居住在多层楼房, 甚至高层塔楼的单元住房, 而不可能居住在 占地面积较大的平房、独立建筑或少层楼房里面。
社会结构的概念本身就有比拟的成分在其中, 早期的社会结 构理论更突出地显示了这种比拟的特征。赫伯特· 斯宾塞 (Her- bert Spencer) 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把社会的结构比拟为人 体的结构。他认为社会就像一个完整的人体, 人体是由各种器官 和系统构成的, 社会也由类似的各种器官和系统构成。人体的生 存要有营养、循环 (分配) 和神经 (调节) 三个系统, 社会的生 存也依赖于相应的三个系统, 这就是提供营养的工业组织、分配 营养的商业组织、起到神经调节作用的国家政治组织。相应于这 三个系统, 社会中的群体也就分为三个阶级。担任生产 (营养) 职能的是工人阶级, 担任分配 (循环) 职能的是商人阶级, 担任 调节 (神经) 职能的是工业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各司其职、互 相协调, 于是, 社会结构就正像生物有机体的结构一样, 处于均 衡状态。当然, 斯宾塞的社会结构理论并不认为社会结构是一成 不变的, 相反, 社会进化的结果会使得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和复杂 化。他认为社会像任何活的有机体一样, 始于极其微小的胚胎。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群体的联合, 社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于是其 结构日益复杂, 异质性也日益增强。正是由于异质性发展, 社会 各部分不相似了, 相互区别开来, 这样它们之间才可能形成相互 依赖的关系, 才可能实现社会整合。因此, 社会的分化、异质性 与社会结构的整合是同步发展的。 如果说斯宾塞是用生物学术语描述社会结构, 那么, 卡尔· 马克思 (Karl Marx) 则是用建筑学术语来描述社会结构的。马 克思使用了“ 经济基础” 、 “ 上层建筑” 这样的概念来说明他的社 会结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 非常精辟地表述在他于 1859 年 1 月所撰写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 他说: “ 人们 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 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 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 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①马克思在此表述了 这样几重的社会结构思想: 第一, 从最概括的角度看, 社会结构 是由基础 (infrastructure) 和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两部分 构成的。第二, 从更具体的角度看, 构成社会结构的环节有: 生 产力→生产关系→ 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 →社会意识形态。 ②第 三, 所谓基础指的是经济基础, 或者说是经济结构、生产关系。 第四,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存在决定着意识。 在社会结构中, 马克思非常强调经济基础或者说经济结构的 作用。那么, 经济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 ? 马克思认为它是由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构成的。对于这四环节之间的关 系, 马克思说: “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 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 用。每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 ①可见, 马克思首先强调生产环 节的决定作用, 同时也注意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中, 阶级结构占有重要地位。马克 思认为: “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②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 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阶级, 社会地 位形成多级阶梯的事实。 二战以后的社会学家, 在探讨社会结构时, 也基本上是沿着 传统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 即社会表层现象与社会深 层结构如何结合、微观个人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如何结合, 来进 行思考的。
在城乡关 系方面, 最 为著名的就是二元经 济结构的 理论。 1954 年, “ 二元经济理论” 的创始人刘易斯 (W.Arthur Lewis) 发表了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 ①一文, 提出“ 两部 门结构发展模型” , 也称为“ 无限过剩劳动力” 发展模型。他认 为,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 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所组成, 亦即“ 二元经济结构” 。这两种 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差异。 传统农业部门人口过剩, 生产力仅能维持生存。这种农业 以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零为特点。这是因为, 传统农业部门所 使用的有 限土地 是非再 生性 的, 耕 地面积 的扩 展是极 为有限 的, 生产技术简单而且变化缓慢, 但人口却持续增加, 结果使 经济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在于 ,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部门是非商品化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新增加的人口只 要达到劳动年龄 , 就会自然就业, 进入生产和分配过程, 根本 用不着计算他们劳动的实际边际效益如何 , 一概按照所谓“ 共 同体原则” 共同参加劳动和产品分配。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于 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处于剩余状态的农业劳动力, 以不充分就业 或隐蔽性失业的状态存在着。在其他的生产要素不增加的条件 下, 他们虽然出工出力 , 但并不增加产值。也就是说, 在收益 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 他们 的产 值和 边 际生 产率 接近 于“ 零” , 甚至是负增长。因此, 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为“ 零值劳动人 口” 。“ 二元经济理论” 认为, 大量“ 零值劳动人口” 的存在, 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 则是导致工农关系的失调。 与传统农业部门相对的现代工业部门, 使用的是具有可再生 性的生产资料, 因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提高可以超过 人口的增长。通常, 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农业部门的 工资水平, 即使它们低于按工业劳动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工资水 平, 也能够从农业部门获得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换句话 说, 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 工业部门可以通过压低其工资水平, 使其大致保持成一条水平线, 直到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吸收完 毕。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廉价的, 所以工业部门可 以有较高的积累。只要将这一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 就又可以吸 纳更多的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 形成一个良性运行过程, 最后促 成工人和农民数量的顺利转换, 从而促进工农两部门的协调发 展。刘易斯认为,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 走上富裕道路。 出了“ 费 - 拉尼斯模式” (Fei - Ranis Model) ①, 试图对刘易斯 模式进行修正和补充。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 工农数量的转换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转移的第一阶段, 是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民向工业部门 转移。由于这部分农民的转移, 不会对农业总产出水平发生影 响, 所以, 只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增加劳动力的需求, 就会吸引 这部分农民向工业部门转移。这时, 付给这部分农民的工资只要 相当于他们在农业部门所得到的报酬就行了。因此, 可以促进工 业积累和工业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并且, 这一阶段, 由于农民数 量的减少, 其他农民的人均所得也有增加。 但是, 剩余农民不仅包括其边际产出为零的那一部分人, 而 且包括那些虽然边际产出不为零, 但并不能满足自己消费需求的 那一部分人。换言之, 剩余农民包括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不增加 农业总产出的人, 另一部分则是不增加农业总剩余的人。当前一 部分人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后, 后一部分人由于工业部门的吸引也 开始流向工业部门, 这时, 工农数量的转换就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 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后一部分农民的边际产 出不为零, 他们转出农业部门后, 不仅农业总产出水平会下降, 而且其他未流出的农民人均所得也下降。当农民总产出下降到一 定水平, 必然引起农产品 (尤其是粮食) 相对价格的上涨, 从而 迫使工业部门提高工资, 增加成本。这样就妨碍工业部门的积累 和扩张, 进而妨碍其对剩余农民的吸纳。因此, 这一阶段必须依 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办法, 以补偿那些并不完全“ 剩余” 的 农民流出农业部门所造成的影响。否则, 工农数量的转换就难以 顺利实现。 当工农数量的转换度过费景汉和拉尼斯所谓的“ 粮食短缺 点” 后, 工业部门继续吸纳剩余农民。当农业部门中不再有剩余 农民 (无论是那些不增加农业总产出的农民, 还是那些不增加农 业总剩余的农民) 时, 工农数量的转换就进入第三阶段。这时, 社会劳动力在工农两部门间的分配将由竞争性的工资水平决定, 不仅农业部门要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 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 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必然转化为商业化农业。 由此, 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社会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继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之后, 仍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对 “ 二元经济理论” 进行修正和改造, 或构筑新的二元经济模型。 这里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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