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再次唤醒了长期以来的争论，即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在内的常见呼吸道病毒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呼吸道飞沫、气溶胶传播。飞沫（droplets）通常被描述为较大的颗粒（>5μm），在重力作用下，通常在距离感染源3到6英尺的范围内迅速降落到地面；气溶胶（aerosols）是在空气中迅速蒸发的较小颗粒（≤5μm），足够小、足够轻的飞沫核可以持续在空气中悬浮数小时（类似于花粉）。
确定COVID-19还是SARS-CoV-2在传播过程中是飞沫主导还是气溶胶主导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么戴上医用口罩、面屏（face shields），或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就足以防止传播。但是，如果SARS-CoV-2由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的气溶胶携带，那么普通的医用口罩就不足以防止传播（因为气溶胶既能穿透又能绕行通过口罩），面屏也只能提供部分保护（因为面屏和佩戴者面部有开放的缝隙），而6英尺的隔离距离也无法防止悬浮在空气中或随气流移动的气溶胶。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说话和咳嗽会产生大小不等的飞沫和气溶胶的混合物，这些分泌物可以一同传播长达27英尺，SARS-CoV-2在空气中悬浮并存活数小时是可能的，可以从医院的空气样本中检测到SARS-CoV-2 RNA。同样的，对于COVID-19在医院穿脱防护服的房间，还是在医院隔离区周围的空气样本中都可以检测到COVID-19-RNA。这几项数据说明COVID-19还是SARS-CoV-2，都有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
证实说话和咳嗽可产生气溶胶或空气中检测到病毒RNA，但并不能证明COVID-19是基于气溶胶传播的；感染还取决于暴露的途径、暴露的持续时间以及宿主的防御能力等等。从飞沫携带病毒在空气中经历一些蒸发、沉降过程变成气溶胶携带病毒，值得思考的是病毒感染效价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数据实在有限。
不过传播数R0的研究并不支持COVID-19是基于气溶胶传播。首先，在武汉采取防控措施阻止其传播前，COVID-19的再生数（也称传染数）估计约为2.5，这意味着每个COVID-19感染者平均会再感染2-3人。这种传染数与流感相似，而与众所周知的通过气溶胶传播的麻疹病毒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传染数接近18。
在武汉疫情爆发早期，很多密切接触者并未受到感染，大都续发病例是家庭聚集病例。一个例外情况可以是在通风不良的空间里长时间接触感染者，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携带病毒的气溶胶积聚。因此，现有证据表明，远距离气溶胶传播并不是COVID-19传播的主要方式。
但生物学系统中很少有绝对的存在，人们既会产生飞沫，也会产生气溶胶，不同传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内发生。就比如SARS-CoV-2主要是经过飞沫传播，但是03年的香港淘大花园的聚集性感染事件就是SARS-CoV-2的气溶胶传播感染导致的。
不管是飞沫带病毒还是气溶胶带病毒，它们的存活能力跟介质的种类、大小粒径，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有关，同时也跟外界的温度、湿度、照射等息息相关。
外界的温度、湿度、照射会影响介质的变化，比如飞沫会经过蒸发变成飞沫核，而飞沫核长时间在空气中也会发生降解。当然外界的条件也会影响微生物的存活，温度、湿度、紫外线。而介质的变化也会影响上面的微生物存活。
当然有些微生物的存活能力要强一点，比如麻疹病毒。麻疹病毒传染数接近18，而COVID-19的再生数（也称传染数）估计约为2.5，两者的本质区别就是遗传因素不一样。同样是包膜病毒，同样是56℃30min灭活，但是麻疹病毒比COVID-19耐干燥点，就造就了它还有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也对于感控提出了要求，不要以为低效的消毒剂可以轻松灭活两者，就以为两者在空气中的存活能力完全一致，而这点差别对于防控的要求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以传播途径从来不是绝对的，不同的环境主要的传播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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