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节日都属于过去，就拿这个元旦来说，它仅仅标志着我度过了五十个年头，没想到这么快，已经在牢里待了十多年了，地球的温度还在上升，但风烛残年的我，在公历的第一天还是清楚感受到寒意。
快到点了，我每天都会在五点四十分醒来，在床上躺二十分钟，牢里的铃声会在六点响，然后是洗漱。我本就不太健康的牙齿，因为糟糕的卫生条件，变黄，牙龈萎缩，现在我基本上不会对着镜子咧嘴笑，“老丑”是自我印象。牢里的伙食我也习惯了，比起刚进来的时候体重突然降到七十斤，现在我可以把体重控制在九十斤左右，虽然水跟空气明显变差，但是人类的技术依然可以保证粮食的供应。我每天早食的时候，都会感谢主，没有让我遭受饥饿的滋味。主审官开始抱怨，为什么要说生存状况，我们只想知道今年会不会招供。我闭上了嘴，虽然我早牢里面呆了很多年，具体我不记得多长了，但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想听我招供什么，甚至他们都不给我暗示，从来不曾有人说如果你认哪些罪就结案。他们只是每年照例提审我，然后关着我。
我努力回想，我被逮捕的那一天。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来听我课的学生很少，好像提到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提到了人类对情感类型的容忍度。记忆太模糊了，过去太久了，这些年的牢房生活也让我忘记了大部分我曾经甚至可以背诵的知识，如今锐气已经被消磨，反应也变得很迟钝，我却依然想要活得更长久，少不得掏出点记忆让这群似乎来自不同时代的人满意。时代背景，对，那个时代在历史上也挺特殊的。四五十年代，在经历了全球化的狂潮之后，我国政治开始内敛，并开始整顿文化。大量的书籍被销毁，娱乐、色情、谎言，贴上这样标签的书籍在互联网上是找不到了，纸质版的多少还存在，但文化局高价回收以焚毁。民众被鼓励去尝试新的事物，新的娱乐方式，比如电子游戏、追星、社交平台。下午，我没有课，去了一趟图书馆，然后回家。邻居家的门敞开着，我往里面瞄了几眼，有警察在录口供。其中一个警察看到了我，要我配合他们，提供相关信息。是家长报警，怀疑女儿跟来家里玩的男同学早恋，现在还把两人锁在房间里。我草草的应对了几句就开门进屋了，她女儿我经常遇到，也算熟悉，但我并不想卷进这场滑稽的调查。
回家之后，我清点了一下食物。由于对生存强烈的焦虑，我房子里面储存着一年的食物，并每隔一段时间清点一下。三十多岁，人也还没习惯孤独，偶尔还是会有访客。听到敲门声我以为是朋友，没想到是警察，手里拿着我借给邻居女儿的一本书，对我说，“这是禁书，我要搜一下你房间。”沉默一向不是我的态度，但我却越来越无话可说，就这样，警察很快地将我一部分书籍装进了黑色袋子，并让我跟着他们去警局。我当时看着邻居他们家站在门口，邻居王太太对她女儿说：“早跟你说过，三十多岁一个人过的女人肯定有问题。”
窝藏禁书，我已经招过了，不是他们要的结果。我的狱友有着同样的困惑，我渐渐怀疑这就是一个集中营，是新式的集中营，把一群人圈起来，不让他们与外界沟通。狱友都是三四十岁，思想已经定型的人，在管理者看来也没有改造的希望。每年的提审，为了给外界证明我们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爸妈来看过我一次，说如果我生下小孩就会得到释放。我无法理解这些规则，并且牢房慢慢让我觉得安全，在里面，我没有自由，自然也就不会滥用自由，以及承受自由所带来的苦恼。索尔仁尼琴因为苦难所达到的高度，我却因苦难而颓然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不配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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